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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圈地”“投充”“逃人法”——满清的人民公社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6月2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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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清初鞑虏实行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五大政策,给汉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他们失去了生存选择的自由:圈地使得汉民无处藏身;投充使得农奴制盛行······
    
    考察满清之“圈地”、“投充”、“逃人法”,类似中共之“土改”、“集体化”、“户口制度”、“人民公社”,是“中国社会军事管制”的结果;剃发、易服,类似于小平头、人民装盛行。其中满清蒙古所扮演的角色,类似现代之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执行者则是作为“现代汉八旗”的“中共”(汉-中;八旗-共产党)。
    
    (一)圈地
    
    清初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满洲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附近,为安置满族诸王、勋臣、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列土分茅、豢养旗人,除了占有明代的皇庄及无主土地以外,顺治元年十二月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民有田地,压榨汉人,史称圈地令。
    
    顺治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
    
    顺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四十二府。
    
    除前三次圈地令,在各地亦大量圈占旗田、皇室族田,现在遍及大陆甚至台湾均有以“旗田“为地名的历史痕迹。
    
    三次共圈占土地约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顷七十一亩,一晌约六亩),其中皇室庄田仅占五千七百多顷。“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八旗圈地称旗地,不准私自买卖,“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许越旗卖价及私售于民,”违者按律治罪。多尔衮凭借摄政便利,冀东肥沃之地多流入正白旗之手。圈地后,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部份地主或农民投充到八旗庄园,或流亡他乡,造成大量流民、乞丐出现。
    
    顺治四年(1647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星的圈地、换地仍时有所闻。清初战事频繁,所受地亩并未能悉心耕种,“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以镶黄旗地少贫瘠为由,提出要与正白旗换地。康熙八年(1668年)五月智捕鳌拜,再宣布停止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自行谋生。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下令“嗣后永不许圈”,圈地正式告终。
    
    清代进入中期,八旗子弟多困苦,开始私自典卖旗地。售地之举,雍正初年已有耳闻,至光绪三十一年载:“无粮黑地,各处尤多。即以直隶近畿八十余州县而论,八旗王公官员兵丁各项旗地,原额十五万余顷,除已归八项旗租三万九千余顷、又王公庄田一万余顷、未尽迷失外,此外现在旗人手内交租者,大抵十无二三。其年久月深,辗转典卖,变为无粮黑地者,约在七八万顷上下。”大量的圈地又回到地主和自耕农手上,江太新认为:“旗地私有化,为自耕农队伍稳定输送了新鲜血液。”
    
    (二)投充
    
    投充,是指清兵入关后,一度允许八旗官兵抢掠汉人百姓,并以之为奴隶的政令,学者们称之为清初六大弊政之一。
    
    投充是圈地的后续,由于直隶畿辅地区大量土地被圈占,必须有大量的人力耕作;顺治二年(1645年)春,摄政王多尔衮颁布投充法,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屯垦,成为近似佃农与欧洲农奴性质的农户。但许多圈地后的原有农民也因家产被夺占,只好“带地投充”,带地投充者仅需交租税,若无土地则负担较大。同时出现旗人士兵强逼汉人的“满洲威逼投充”的情况。
    
    顺治二年四月,鞑虏朝廷发现此情形后上谕:“前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今闻有满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者。”并申斥违法的投充、强逼投充。投充造成逃人的问题,于是产生了逃人法。
    
    投充政策造成了社会动乱,以致鞑虏上谕指出“以致民以不靖”,要求取缔违法旗人。康熙帝亲政后下诏禁止圈地和投充、裁撤督捕衙门。不过仍存在零星的投充,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再度严禁,规定“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违者治罪”。
    
    (三)逃人法
    
    清朝为严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它八旗人员逃旗而颁布的法令。天命十一年(1626) 始颁,中经多次更改。其内容有对逃亡者的处罚规定,还有关于惩罚窝主、奖励检举、奖惩有关官吏和办事人员等的规定。清入关前,为了制止农奴逃亡,就已陆续 制定惩处逃人的法令。入关后,清统治者又在所占领的部分地区大量圈占土地,强迫汉人投充。沦为农奴的汉人不但遭到残酷剥削,从事繁重劳动,而且没有人身自 由,更引起大量逃亡。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廷进一步制定极其残酷的逃人法。
    
    这些奴隶是清军历年入关掳掠的汉族人民 (犯罪被罚为奴或买卖为奴者只是少数),他们不甘忍受压榨,思家心切,随清军进关之后大批逃亡。这就是所谓 “逃人”问题。
    
    清初逃人法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 一项法律制度。其制定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的,既努尔哈赤为并吞女真各部,与明朝开战,苦于兵源不足,粮饷不济,不得不将俘虏和降人收为奴仆,以养八旗作战。为制止奴仆逃亡,遂作逃人法。这是一项有着浓厚军事色彩的临时性措施。
    
    因八旗制不易,故奴仆制不易,故逃人法一直沿袭。入关之后,战争已经不是满洲的 主要任务。福临未能及时转变策略,将关外为作战而设计行之有效的农奴生产制照搬到关内,取代故有的封建租佃制,是历史的倒退。引起大量奴仆逃亡,为此加重 逃人法的处罚力度,无异于火上浇油,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玄烨鉴于此,渐次降低逃人法的处罚力度,逐渐缓解了社会矛盾和民族对立,更深层次的原 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封建租佃制取代了农奴生产制,对逃人产生无异于釜底抽薪。到康熙中后期,逃人基本绝迹,逃人法虽未被废止,却失去了其存在价值和意义,成为一纸空文。
    
    (四)总结
    
    清初逃人法问题的切入点,以该制度制定所依据的宏观背景为入口,探析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代鞑虏施行、修 改逃人法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满洲建治之后的宏观社会背景,并说明了与逃人法产生密切相关的两项制度——八旗制度和奴仆制度。满洲人口不多,努尔 哈赤四方征讨不得不采用全民皆兵的策略,八旗制度应运而生。将满洲人口编为八旗,每固山(旗)辖5甲喇,每甲喇辖5牛录,各置官管理。每牛录“三丁抽 一”,平时耕种,战时从军。八旗既是军事单位,又是行政单位,可见八旗制度是一项兵民合一、耕战合一、军政合一的制度,该制度保证了满洲鞑虏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鞑虏奴仆制度由来已久,努尔哈赤为弥补兵源不足和粮饷匮乏,大力发展了奴仆制度,将战争俘获和招降纳叛所得的汉人分给王公大臣和八旗士兵为奴,以供满洲战 争机器役使。奴仆没有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政治自由,地位与财货相等,加之压迫甚重,纷纷逃亡,为制止奴仆逃亡,鞑虏头目努尔哈赤制定了一系列以处罚逃人、惩罚窝藏者和缉捕逃人相关的法令,为便于行文,统称为逃人法。 第二部分介绍了逃人法的具体内容和流变过程。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代的顺序依次讨论。努尔哈赤规定擅自离开部队或庄屯的奴仆即为逃人,拿获之 后即行处死,后期发展到仅有逃亡念头之人也认定为逃人,将逃人的范围扩大;部落内部收留逃人者以盗贼论处,部落外收容者则被征讨,以儆效尤;并沿边建垒以 防范逃亡,有效制止了奴仆的逃亡。其特点是重外逃而轻内逃,重惩逃人而轻惩窝隐逃人者。这为满洲并吞女真各部乃至最终入侵中原立下功劳。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逃人法可说是一种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政策。 皇太极时期,战争仍然是满洲的主题。皇太极在承袭前朝惩治逃人和窝逃者规定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适应当时状态的转变。惩治逃人方面,重满人而轻汉人、蒙古人,取消了有逃亡嫌疑即定为逃人的规定,并总结出来行之有效的缉捕逃人措施,这些使得汉人奴仆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叛逃者数量减少,满洲国力稳中有升。总 起来看,这一时期的逃人法较之前朝有所宽缓,尤其是对待汉人方面,缓和了一定的民族矛盾。在缉捕方面日臻成熟,技术上也保证了逃人数量的减少。
    
    福临时期,清军进占北京,定鼎中原,整个社会环境与国策均较前两朝有了巨大的区别。这个时期的逃人数量是最多的。为制止前所未有的逃亡风暴,鞑虏福临出台了前所 未有的惩治逃人和窝主的严刑峻法,集中体现在《督捕则例》中,规定逃人逃亡前两次均处以“鞭一百”,第三次逃亡被拿获正法;窝逃者正法、家产籍没,家人流 徙关外给八旗穷兵为奴,并于兵部之下置督捕衙门专司其职。刑罚之重古所罕见,更使得满官与汉官因圈地逃人问题相互攻讦,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总起来说,福临加重逃人法的刑罚既是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公心,也存了偏袒满人的私心,从这一点讲,如许严酷之逃人法行之必不久远。
    
    鞑虏玄烨时期,大幅修订《督捕则例》,将地方上逃人案件的审判权由满洲将军移至各省督抚(汉人始得参与地方逃人案件之审判),并大大降低了逃人、窝主、邻佑、 十家长、百家长、地方官等人违犯逃人法的处罚力度。 第三部分为对逃人法的评价。逃人法作为一项军事时期的临时政策,对入关之前的满洲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对东北开发和巩固国防也起到巨大作用。但同时应当看 到,入关之后,强行推行农奴生产制造成全国性的奴仆逃亡,为此,福临出台了严厉的辑逃法令,结果却是火上浇油,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总起来 看,逃人法是施行过程中,是负面影响大过正面影响的。
    
    (五)比较
    
    清初鞑虏实行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五大政策,给汉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他们失去了生存选择的自由:圈地使得汉民无处藏身;投充使得农奴制盛行······
    
    考察满清之“圈地”、“投充”、“逃人法”,类似中共之“土改”、“集体化”、“户口制度”、“人民公社”,是“中国社会军事管制”的结果;剃发、易服,类似于小平头、人民装盛行。其中满清蒙古所扮演的角色,类似现代之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执行者则是作为“现代汉八旗”的“中共”(汉-中;八旗-共产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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