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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教会简史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1月05日 来稿)
    
    
     第一节:元朝:也里可温入温

    
    1、基督教何时传入温州?
    
    唐朝的景教在中华大地传播了一百多年,有没有传入温州呢?传说国外史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记载,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确据可靠的外文史料,在温州也没有发现有关景教的文物。因此有关景教传入温州传说到目前为止仍不能成立。据《元典章》记载:在大德八年(1304),温州曾发生“禁也里可温”事件。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刱之掌教司衙门,授服民户,充本教户计;及引将法篆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讫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录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录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见元典章卷三十三)。
    
    这份呈控给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也里可温在温州的传播情况‘授服民户,充本教户计;及引将法篆先生诱化,侵夺管领’;第二、也里可温与道、佛之间的冲突,可见也里可温在温州已经有一定的规模。故此推理,基督教何时传入温州,那么一定早于1304年。据《浙江通志稿》记载:元至元十二年(1275)也里可温传入浙江。可见基督教传入温州就在两者(1304-1275)之间。
    
    2、基督教传入温州的情况
    
    莫法有引用法国传教士冯烈鸿《书信集》记载温州也里可温是从福建传入。他分析说泉州是唐武宗禁教之后,景教传教士暂避在泉州,是十三、四世纪南方基督教的中心。到了元朝,基督徒人数发展到高峰时已经超过三万,除北京外,主要集中在泉州。沙百里认为,在元朝时景教徒已经在泉州深深地扎根了。基于以上的研究,笔者认为福音是从泉州传入温州这个结论,是比较合理推论。冯氏在《书信集》中还称,当时泉州教区曾派教士来温州开展传教活动,卓有成效,后不久的也里可温便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仅市区就建有四个教堂,堂址分别在东门天宁寺(今118医院院址)、南门花柳堂、西门庆云寺(现称上门)和小南门永宁门外靠城池处。温州具体有多少基督徒,相关资料没有记载,不过根据以上已经发现的史料来看,温州基督徒的数目肯定不少,甚至有一定的规模。
    
    3、也里可温在温州的兴衰
    
    元朝的也里可温包含:聂斯脱利派及天主教。
    
    A、元朝也里可温在帝国兴起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几方面:
    a、蒙古各族在第十三世纪由成吉斯汗统一之后,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他们在宗教宽容政策,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在帝国内传播。因此景教在中国本土复兴起来,这也是泉州景教徒向温州宣教原因之一。b、成吉思汗娶了一位基督徒公主为妻,故此,蒙古族及色目人官员信耶稣的比例极高,甚至在朝廷担任要职的也有不少。这些官员在全国各地执政时,把信仰也带向了各地。王治心在他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如此描述‘当时景教在中国的复兴,不下于唐朝,几乎弥漫到各地。’c、据《元史》记载,朝廷给教徒以免租税、除徭役、注销军籍和依僧例给粮等特殊优惠的政策。
    
    B、衰落的原因
    a、虽然当时有三万基督徒,在这三万基督徒之中有多少是汉族人及普通老百姓呢?元朝的官员离开中原之后,基督徒在中原也消失了,可见当时的汉人及普通老百姓不多。这三万信耶稣的人基本上是蒙古人及色目人(官员及社会的上流人士)。梁家麟分析‘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无论是景教还是天主教,主要的奉教者皆非汉人,而是当时期统治汉人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其他外来的少数民族。他们多数非常富有,又掌握政治权力,隶属于统治阶层。在元朝这个种族极度歧视及压迫的社会里,蒙古人与汉人甚为对立;若景教或天主教被视为统治阶层的信仰,则其不能广泛地吸引汉人皈依,是很自然的事。大概这便是基督教第二次东传之未能植根中国的原因。’b、过度的本色化,给中国人的一种感觉就是佛教的一支流派。虽然也里可温与佛、道有争执,但是也里可温使用的语汇基本上采用佛教术语。c、没有翻译圣经。d、没有培养本地信徒及领袖,没有深入到社会的基层。e、政教结合。
    
    4、也里可温的主要神学思想及教义
    也里可温是所属于聂斯脱利教派,聂斯脱利生于4世纪晚期的安提阿城,大约在公元450年死于北非。在公元428年,聂斯脱利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附近地区的宗主教,以及东方基督教的荣誉教宗。
    
    当时主要神学争议‘Theotokos’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字汇,其意思‘生神的人或神之母’,马利亚生下小男孩时,她就是生下神了。这个概念已经普及到各信徒,聂斯脱利担任主教后,就禁止信徒使用这个字。这种禁止造成了许多人忧心,另外亚历山大学派西利尔写信给聂斯脱利希望他说明他的立场,聂斯脱利认为马利亚是生基督的人,从神学上说基督是女人所生的,但是不能说神是女人所生的。聂斯脱利的担心,主要在‘如果有人宣称马利亚是生神的女人,那么她所生的就不是完全的人。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存有不可能同时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如果我们说马利亚生神,那么耶稣基督显然与人类是不相同的。这个救恩上就会出现严重的困难。聂斯脱利自己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他的答案就是基督拥有两个位格和两个性,他有神的位格与人的位格,同时他有神性与人性。奥尔森如此评价他的基督论‘想要解释两个位格的连结,怎能视为一个人,但他最后终究一事无成,因为他心目中的基督仍是两个独立个体,并非一个。神的儿子并没有真的成为肉身,经历人类的存在,只不过是透过与个人结合而已。’
    
    公元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上聂斯脱利被定为异端,聂斯脱利本人被流放在北非。但是他的跟随者将他的神学及教义传向了东方。
    
    问题讨论:
    1、也里可温的上层传教路线有什么缺点?
    2、也里可温的失败对我们当代教会有什么启迪?
    
    第二节:明末清初:天主教
    
    一、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
    
    元朝结束之后,基督教在中国随之消失。明朝(1328-1628)建立后,中止了与欧洲各国的来往,南方日本人的骚扰,明朝不得不实行严厉的禁海。故此,明朝基本国策是闭关锁国,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态度。天主教传教士几度想传福音进入中国,都被明朝政府拒绝。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Valenti)因不能入中国境内,乃至对中国界石发出沉痛的叹息,说道:“盘石呀!盘石呀!什么时候可以裂开呢?”
    
    1554年,葡萄牙人获得广东地方政府默许,把澳门变为一个固定的据点,天主教传教士随后也进入澳门。经过30多年的经营,十六世经八十年代左右澳门自治政权成立,澳门从此成为远东的传教中心。
    
    明末,义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将天主教传入中国,上海史学家顾裕禄说‘利玛窦传福音的方式是一种成功,因为这种方式尊重中国的法律与习俗。’
    
    利玛窦旁字西泰,1552年年10月6日生于义大利马拉切塔,1571年8月15日加入耶稣会。他在罗马学习法律、数学、几何、地理、天文等自然科学及哲学。1578年应耶稣会总会长之召,在沙勿略于果阿创办的修道院攻读神学。1582年4月应范礼安之命,来澳门学习汉语,为准备进入中国内地传福音。
    
    要全面的评估利玛窦传教的意义,必须跟随他传教的路线:澳门→肇庆→韶州→南京→南昌→北京。1、澳门: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及研究中国的文化、民俗、历史等,耶稣会传教士们定下了传教路线,采纳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不是以使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为借口而把他们改造成外国人。2、肇庆:1583年9月同罗明坚来到广州肇庆,经知府王泮同意在肇庆建教堂。教堂选址在崇禧塔边上,并且他们穿上了僧服、剃头,成为‘西僧’。教堂落成时知府亲笔题名‘仙花寺’,另写了匾‘西来净士’置于客厅之上。3、韶州:1589年利玛窦移居韶州,在这里遇见一位士大夫瞿太素,他对利玛窦说,中国士大夫历来轻视和尚,建议他不如改穿儒服。利玛窦听了他的话之后,对传教路线进行了修整。A、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是佛教、道教,而是儒学,欲要传福音给中国人,首先要结交士大夫阶层和广大知识份子,通过士大夫阶层接触到统治阶层(从上而下的路线)。B、中国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未经皇帝本人许可,就算地方政府同意,也不可能成就任何事情。欲要自由的在中国传福音,必须先征服皇帝,让皇帝信耶稣。耶稣会往后来的传教士大部分都走这条路线。4、南京:利玛窦穿着儒服、蓄留胡须、戴一顶高礼帽出现在南京城。他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在书院与士大夫辩论儒学。5、南昌:利玛窦在士大夫们中得到了一个好名声,受到了江西巡抚陆仲鹤款待,由陆仲鹤引见,见到了建安王。建安王对他说:“凡有德行之人,吾未尝不交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乡,愿闻其交友之道。”利玛窦用汉语写了《交友论》,送给建安王。不久这本书出版,人们纷纷传阅,一时间络阳纸贵,他的名声越发的传扬。在期间他又编写了另一本《天主实义》,有系统的介绍天主教教义。不过本书没有详细写基督拯救之道,主要是利玛窦考虑儒学的原因。6、北京: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前往北京,1601年见到明朝万历皇帝,并定居在北京。他多次想进入皇宫向皇帝传福音,但是都没能见到皇帝,不过他带领中国很多官员信耶稣,比如:徐光启等。1608年他写信给会长阿夸维瓦,信中提到,北京有三百多名信徒。1610年5月病逝在北京,享年59岁。
    
    利玛窦病逝后,耶稣会派了许多传教士在北京继续他的工作,不断的向皇宫传福音,太监、宫女、上层宫廷贵夫人信耶稣。1637年,18位上层宫廷贵夫人接受施洗。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从北宫门逃出,后在景山自杀。随后清兵入关夺取中原,其中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留守在北京,被大清皇帝重用,很快成为顺治皇帝的宠信,顺治将康熙交给他施教。到了康熙年间,天主教自由在中国传播福音。天主教其他差会随之进入中国,他们看到耶稣会竟然同意基督徒拜祖等问题。他们写信给罗马教皇。这就是著名的‘礼仪之争’,教皇以强逼中国基督徒放弃祭祖。康熙大怒,开始了清朝百年的禁教及逼迫。不过这次禁教并没有消灭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许多基督徒为了信仰开始迁移,逃避到山中,形成天主教福音村。
    
    二、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温州
    
    明朝天主教有没有传入温州呢?1637年(明崇祯十年十一月一日),福建海道施邦曜发出‘福建巡海道告示’,内容就是拿获西方传教士。禁教告示发布后,‘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等人被驱逐,他们被押解到南京,路经温州。这是天主教传教士进入温州的情形。1644年耶稣会卫匡国随明朝退到福建,一路宣讲福音,故此这是福音第二次‘路过’温州。1700年秋,巴黎外方传教会马若瑟从江西来温传教。1707年2月,因‘礼仪之争’不断发酵,康熙下诏书驱逐浙江的传教士。
    
    有关明清天主教在温州传福音史料不多,传教士短暂的经过温州散布福音的种子,有没有人信耶稣呢?有没有教会呢?沙百里神父《中国基督徒史》记录黎玉范所引起的‘礼仪之争’时温州教会内部争吵中互相攻击。《宁波教区简讯》记载,1878年3月温州天主教厨工把其一亲戚翻晒档案档时偶然收获告知当时在温的意藉神父徐志修和董增德:温城小南门对岸临河处发现老教堂遗址,面积颇大,半已被民建房,半乃空弃,尚留有四块磉石未动。徐和董前往察看,果有其事。附近一位老人告诉他们,其祖辈有此传说,想必教堂毁于雍正禁教年间。据天主教简史记载:康熙年间,除上述一个天主堂外,还有三处天主堂。花柳塘的天后宫,原来是天主堂,在雍正皇帝禁教后被改建为天后宫。东门老天宁寺内,也有一个天主堂。西郊象门街的庆云寺原来也是天主堂。连同虞师里天主堂,都毁于礼仪之争后,这是雍正禁教带来的不幸后果!此后,温州天主教就销声匿迹了。
    
    据以上史料可以得知明末清初温州基督徒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具体有多少,还要等待史料的考察。
    
    三、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的反思
    
    梁家麟认为基督教第三度来华的历史殊为不易,特别是对礼仪之争,更难简单的评论谁是谁非。不过有两点值得我们留意,第一、教会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教会若得不到皇帝(中国政府)支持,就很难在中国有发展。如果在民间速迅发展信徒,就会引来政府的猜疑,被以邪教之名除之。梁家麟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皇帝自觉其责任在教化臣民,宗教作为一套意识形态,必然是在他的监管和控制范围之内。莫法有教授说‘中国历史有一个控制和利用宗教的传统。任何宗教都必须接受政府的控制,纳入国家对宗教的要求。一个外来宗教能否在中国立足,关键在于视其是否‘有助王化’,配合政权统治,是否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纳入国家所设定的功能和活动范围。’利玛窦在传教经历中确实看到了这一点,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否在中国立足,主要看基督教在中国政府那里取得‘合法’权力。故此,他的上层传教路线就是要取得政府的信任,为了取得政府的信任他在信仰上相应的妥协。其实这种‘合法’概念仍然存在当代教会里。第二、教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佛教、道教、儒学)。利玛窦采用‘合儒、补儒、超儒’传教路线,在信仰上有许多的妥协,其目的就是争取基督信仰获得知识阶层和社会人士的尊重,摆脱一直以来中国人视宗教徒、布道者为社会边缘的卑贱分子的作法。笔者认为他的目的是好的,只是他采用的方法个人不能认同,特别在信仰上隐藏基督的救赎之道。康熙百年禁教,教会迅速消失主要原因就是信徒在生命上没有经历基督救赎的更新,信仰缺乏生命力。
    
    温州教会不是孤立一种现象,基督教两度传入温州都没有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主要的原因是信徒在信仰上没有扎根,生命没有被基督复活的生命更新。当然也有外在的原因,政治上的变革,在文化上没有融入温州社会等。
    
    不过有一点我个人认为,就算明末清初耶稣会在中国立足,没有康熙禁教等事件出现,基督教在信仰上妥协,取得中国政府合法传播,深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如同佛教立足在中国。试问,这种基督教还是神启示的教会?基督教独特之处就是他的排他性。汉学家秦家㦤在论及中国外来宗教的传教经验时说‘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是因为能够适应中国的国情,甚至变成了中国宗教之一;究竟是佛教征服了中国还是中国征服了佛教?此外,佛教的经历亦会使基督教从历史和传教的角度去反省。假如基督教能在文化上适应中国文化,它的际遇是否会大大不同?但基督教若要忠于基本身的神学预设,它又能做出多少让步呢?’当代中国教会面临‘外来’的‘基督教中国化’,这个问题上值得深思。
    
    讨论问题:
    
    1、你如何评价利玛窦上层传教路线?
    
    2、‘礼仪之争’(祭祖),你如何看礼仪之争?
    
    第三节:基督新教初入中国及温州(1807-1867)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直到十八世纪末,基督新教在各国稳定下来,再加上敬虔运动及英国的卫斯理复兴等宗教热潮的推动下,各基督新教团体开始出现。1792年英国的浸礼会首先成立,接着伦敦布道会、英国圣经公会和美国海外布道会等纷纷成立。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1782-1834年)来华,标志着基督新教正式进入中国传教。
    
    一、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
    
    1、被误解的传教士
    
    提起马礼逊及传教士,我想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想起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及不平等条约。传教士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队。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共同编《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试用本)》本书认为‘基督新教第一个来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与鸦片贸易脱不掉关系(主要的原因就是马礼逊在印度公司担任秘书及翻译)。另外本书还例举了郭实猎(实利)、裨治文、马儒翰(马礼逊之子)等都在本国政府在华各机构担任不同的职位,甚至参与到《不平等条约》。本书得出一个结论:西方差会和一些传教士甘愿与帝国主义为伍,充当其侵华工具的心理。’
    
    要了解传教士为什么被中国人痛恨,首先我们要了解传教士来中国目的是什么?保罗•科恩说‘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传教士为了中国人利益而来,甚至他们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结果却引来中国人的恐惧和仇恨。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保罗•科恩这样评价: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个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传教士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他们无法容忍中国文化,但又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对它进行有意义的改造。他们乐此不疲地传布宗教信仰,有把改变世俗事务置于次要地位之势。就是这种态度,给中国人认为传教士是中国传统文化敌人,破坏中国稳定的社会。虽然有个别传教士(如李提摩太)容忍中国的文化,欣赏中国文化的某部分。他们自认为自己不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而是‘完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完善’其本身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问题,需要外来文化的完善。故此,李提摩太等传教士是极力提倡社会、政治等改革的人。保罗•科恩总结说:“传教士集中力量抨击中国的古老制度,而另一些传教士则比较强调建立新制度,但是按照其使用的性质来说,所有传教士都向传教文化提出了革命的挑战。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受威胁的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
    
    其次,传教士看到中国政府傲慢及皇帝至高无上的“神权”。比如裨治文在《同中国人谈判》/文里提到‘中国人根本不承认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权利’,他分析说‘中国统治者这种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观念,正是建立在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君王观念传统之上的:皇帝的至高权皆因天上唯有一日,普天之下唯此独尊。他是上天的代表,四海内外都必须臣服于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另外他看到中国官员的腐败及反复无常,对于裨治文来说,中国人的傲慢、贪婪和软弱无能所导致的不讲道德的风气,其恶劣影响在商业、政治、社会、道德与宗教等方面无处不在,就像霉菌一样,将一切引向死亡。他作出如此结论,就是这种腐败才导致走私贸易、罪恶蔓延,严重的话会动摇朝廷的根基,乃至推翻皇族的统治。
    
    裨治文面对中国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反映西方民主体制的精神。他甚至认为可以采用强硬的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必要时,可以采用军事的力量解决。这些罪恶不只危害着一个国家的事,而危害着所有国家。因此,与这些罪恶作斗争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而应该由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因为任何与中国往来的国家都有权利去要求,也有义务去承担。国家之间平等权利和义务,其真义在于它是天授的,任何国家都无权自行决定接受或是拒绝这种关系。’
    
    第三、传教士强烈反对鸦片贸易及战争:传教士看到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自然极力的反对鸦片贸易,并大力呼吁将此商品从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彻底清除和。裨治文写了大量的文篇揭露鸦片贸易的危害,他还翻译了一篇题为《洋烟之毒十论》。另外林则徐禁烟时,裨治文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并非常乐观的说:“当西方国家的人都认识到这些可怕的罪恶时,想到他们曾做了长时间的帮凶,他们不仅会停止过去的错误的行为,而且也会像真正的基督徒慈善家一样,去努力弥补他们犯下的过失。”林则徐销毁鸦片时,裨治文等传教士还来观看。经过裨治文的努力,美国的商人在广州没有参与鸦片贸易。林则徐的助手李致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如此评价传教士:“英国的传教士和教会均反对吸食鸦片。教会团体在英国都有背景十分雄厚的支持者,包括沙夫斯贝理勋爵。这些教会团体不断向巴麦尊和其他政府官员请愿,要跟中国政府合作打击鸦片贸易。”当中国与英国发生冲突前夕,裨治文一直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确实参与了各种不平等条约,如果我们阅读传教士的个人日记,你会发现他们想把国际法引入中国,让中国与西方列国能在国际法基础上平等签约。至于在条约中规定传教自由,我想在那个特殊年代,是传教士迫切想把福音传入中国,在这点上引来了中国人强烈的不满。是功是过值得后人慢慢去评论了。
    
    2、马礼逊来华的历史背景
    
    1720年康熙下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取缔基督教会在中国合法地位。不过并没有严格的执行,至雍正皇帝登位之后,他严厉逼迫传教士,甚至准许官员迫害基督徒,可以判死刑。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不过有少数传教士准许在朝廷供职,从事天文、艺术类的工作。在民间有少数传教士秘密、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在服侍各教会。保罗•科恩如此评价‘在后来120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人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差别了。’
    
    至马礼逊来华(1807)时,中国政府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教,传教士一律不得居住在中国。特别是乾隆之后,中国越来越封闭,限制中国人与外国人来往,惟一开放了广州一个关口,主要从事贸易活动,并且限制很多。在规定的时间内开放外国人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另外,禁止外国人学中文,若发现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一律处死。这些限制无疑给新教传教带来极大的困难,传教士如何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居留在中国都是一个问题,不要说从事传教工作。
    
    3、马礼逊生平逸事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的小镇莫佩思的一个贫农家庭。马礼逊勤奋读书,从小就学会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他有极强的记忆力。马礼逊先后就学于霍克斯顿学校和戈斯波特传教士学院,除攻读神学课程外,还学习天文、医学等。
    
    1798年,马礼逊加入长老会。1804年5月,他忽然得到神的呼召:“去!向远方的中国人传福音。”这呼召简直把他吓一大跳,他说:“主啊!中国在哪里?我对她一无所知,你怎么会要我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呢?”1807年1月8日,马礼逊在伦敦教堂被封立为牧师。同年1月20日,伦敦公会专为马礼逊举行了欢送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给马礼逊的《书面指示》和《告诫书》。
    
    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取道美国前往中国。当时他是二十五岁的未婚青年,独自一人赴华。马礼逊于同年4月20日到达美国纽约,受到美国基督教界人士的接待。马礼逊在1807年5月12日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经过近四个月的海上颠簸,于同年9月8日到达广州。
    
    当时,马礼逊面临着两大困难:其一,清廷禁教令不准宣教士进入内地;其二,华人不得信教,且不能教洋人习中文,违者处以极刑。除了来自清政府的限制,马礼逊在广州还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敌视,他不敢暴露英国人的身份,只能冒充美国人,并在美国领事卡林顿的帮助下,才得以居留广州。马礼逊在广州受到美国商人的接待,让他住进美国商馆,掩护其身份,供给他食宿,并代他聘请一个中文老师,使其安顿下来。在此,他殷勤读书,学习中文,在生活居住上,都仿效中国人,饮食衣服都中国化。1809年,马礼逊在澳门与玛丽•摩顿女士结婚,并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担任其译员,时间长达25年。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既可安全地居留该地,有助于学习中文,所得薪酬又可减轻差会的财务负担,或许还能改变东印度公司敌视宣教工作的态度。
    
    马礼逊来华七年之际,带领东印度公司印刷厂一位中国工人蔡高信耶稣,并秘密受洗。另一位工人梁发于1816年11月3日在马六甲由米怜受洗,1823年由马礼逊按立为中国牧师,负责广州、澳门的传教工作。梁发也是第一位中国人牧师。由他编写的《劝世良言》引发了太平天国革命。1834年7月30日马礼逊病倒在床,在他弥留之际,几位华人信徒团聚在床边哭泣,他反倒安慰他们说:“一百年后,会结实万倍。”于8月1日晚10点离世,享年52岁。
    
    二、新教传教士在1867年之前来温及温州近代历史背景
    
    1867年11月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来温州,史称他是新教第一位传教士来温州拓荒布道者。在曹雅直之前还有传教士来过温州传福音及当时的温州社会又是怎样的状况呢?
    
    (一)近代温州历史(1807-1867)
    
    1、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7月战火延伸到温州附近定海县(舟山市),温州开始备战。
    
    2、1841年8月英军攻陷厦门,温州沿海居民开始逃避,战争过后西方商人在温州受到限制。
    
    3、1862年3月太平军攻入温州,占领乐清等地。
    
    4、1853-1861年温州多地发生灾荒,并引发农民起义。
    
    (二)传教士郭实猎来温传教
    
    1、郭实猎1803年出生普鲁士东部小镇普立兹,自小学铜匠手艺。18岁时考入柏林耶尼克传教士学院,不久转入荷兰鹿特丹神学院。1827年经麦都思介绍,向华人分发传教小册了,每天跟当地的华侨学习地方方言、中文。1829年郭实猎正式来到中国。他一生有三次沿海布道,第一次(1831)历经厦门、台湾、宁波、上海直到天津。第二次(1832年2月)沿原路线北上,这次到了朝鲜和日本,还深入中国长江以内的吴淞与宝山等地。第三次(1832年10月)北上,到了北方的奉天。根据以上的时间,郭实猎是第二次沿海布道路径温州。1844年他成立福汉会,雇中国人到内地发福音单张,这些‘布道者’原是一群狡诈之徒,他们只是假装离开香港,其实是欺骗郭实猎。甚至他福音书卖给印刷商,印刷商再转卖给郭实猎。1851年在香港离世,离年48岁。
    
    2、胡珠生在《温州近代史》认为,1832年郭实猎在沿海口岸一边传教、一边医治病人。1832年5月18-25日郭实猎在温州瓯江口外进行活动,为期8天。1840年,瑞安著名教育人士赵钧读到郭实猎发的福音小册子,在他的日记《过来语》中记录了这份福音单张的内容。
    
    讨论问题:
    
    1、传教士参与各政府机构担任不同的职位及不平等条约签订,造成中国人对基督教及传教士负面的形像,对中国教会有什么启迪?
    
    第四节:内地会入温州
    
    曹雅直是内地会第二批派往中国的宣教士,他和范约翰夫妇被派往中国。曹雅直夫人曹明道如此描述:‘经过多次祈祷和考虑,戴德生先生邀请我前往伦敦,藉着相互代祷和彼此交通,也许会更清楚地明白这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呼召。我赶到伦敦,正好是范约翰(Stevenson)和他夫人举行婚礼的前一天。三周之后,他们夫妇两个将和曹雅直(Stott)先生一起结伴前往中国。也就是在这场婚礼上,我与曹雅直第一次会面。’1866年2月10日抵达宁波,在宁波学习十八个月语言,1827年11月在蔡文才陪同下抵达温州,开启了新教在温州的福音事工。
    
    一、内地会入温州的开拓者:曹雅直
    
    1、在苦难蒙神拣选
    
    关于曹雅直童年事迹目前暂无资料,只知道他出生在苏格兰的亚伯丁郡,19岁时在农场工作发生意外,跌倒在一块石头上,左脚膝盖被撞伤。病情越来越严重,两年后不得不截肢。他被截肢后,在床上躺了九个月。在这九个月时间里,他活在绝望、无奈、痛苦、叹息之中。也就在那段时间,慈爱的主拯救了他的灵魂。一直以来,他对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显明的爱总是显得那么疏忽、淡漠。然而此时,在他满心绝望,未来一片黑暗的处境中,上帝的爱却显得何等珍贵!
    
    康复后,他去一所学校教书。在这里他的朋友告诉他有关中国福音的需要,他听到这些消息之后就决定成为一位传教士去中国宣教。不过当时的差会不会派一位只有一条腿人去海外宣教,只有刚成立的内地会,只有完全依靠神的戴德生才会接纳一位身体有残缺的人去中国。曹雅直去应聘时,戴德生问他:“为什么你只有一条腿,却还想去中国?”他回答:“因为我看不到两条腿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去。”
    
    2、第一阶段传教(1867-1877)
    
    A、初次碰撞:男子学校、市区布道站建立
    
    上一节我们提到鸦片战争造成温州人对西方的排斥及仇视,再加上全国各地有谣言:西人‘挖人肝做药用、食人血肉’等。故此,曹雅直在这种政治、社会排外情况下来到温州时,无疑给这座平静的城市带来一股骚乱,引起民众恐慌。我们试想当年他们站在温州的街头所引起的骚乱及温州人内心的害怕,他们根本没法与温州人接触,也没有人愿意将房子租给他们。他们在宾馆里住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处处碰壁,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有一位叫黄宏林的人,他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势力,由于吸鸦片、赌博在经济上陷入绝境。他不顾别人反对,把房子租给了曹雅直。但曹雅直搬入后,温州人还是找上门。曹明道如此描述:“一大群人怒气冲冲涌到门口,非要把曹雅直赶走。他们疯狂地撞门,眼看就要把门板撞断了。这时,曹雅直走出来,站到他们面前,说:“你们看看,我只是个瘸子,要想从你们这里逃跑不可能。但是,话又说回来,你们要是把我杀了,也会惹下大麻烦。如果你们让我住在这里,就会发现,我对你们没有半点害处。不管怎么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住下来。”他说这番话,冷静又有力,还真把众人给震住了。最后,有惊无险,想闹事的人为了面子,扔几块石头走了。”曹雅直就这样定居在温州。
    
    1868年曹雅直在温州传教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街头布道;另一种就是办学传教。1、不过街头布道的收获甚微,主要的原因有二:a、温州人对西人的排斥;b、温州各地有的宗教(佛教、道教、宗族、儒教)。有一次曹雅直外出布道,那些围观的群众不但没有听福音,反而起哄,甚至向他投掷石。他不得随手从口袋里拿出铜钱抛撒在地上,趁众人抢钱之时逃跑。另外有一次他向一个修鞋匠叶钟杰传福音,他接受了福音并受洗,但是他的信仰并不坚固。2、办学传教:曹雅直稳定在温州定居之后,他就着手开办男童学校(仁爱义塾),为了吸引学生来学校读书,不但没有收学费,还提供免费的午餐。果然,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孩子送到男子学校里就读,但不久这些孩子又没有来了。主要是外界传言‘曹雅直把孩子的心肝挖去熬药’,这件事让曹雅直心力交瘁,又找不到合适的同工,一个人孤独地在温州度过数月,他的信心也软弱到几乎被打倒的地步。
    
    1869年,男子学校和街头布道事工明显有些改变,但是收获仍然是微小的。这两年具体是如何的呢?我们读一封他写给朋友的信:“我的家都有这些人:12个在这里上学的男孩,一位校长,一位我的中文教师,两个男佣,还有一个洗衣服的年老女佣。如果按常规来管理他们,肯定能管好,但这中间有个明显的问题。我向你简单算一下我的时间安排:早上六点起床,灵修、祷告、吃早饭,然后去学校开个晨训会,再祷告。接着就是采购,米、菜、鱼、柴、针、扣子、鞋等一些日常琐碎的东西。每样东西的规格、数量、质量,都要事先确定好。采购完毕,我便开始学习,准备主日一天的讲道,或接见一些重要客人,找机会向他们传讲真神、罪及救恩的道理。午饭后继续上午的学习,会见来访的客人,或带上一些福音小册子骑车到郊外传道,找机会向人传讲耶稣基督。那时,我还没有胆量冒险在大街上传道。回到家,孩子们也放学了。晚饭还要等到天黑吃。晚饭前我还是要叫这帮孩子忙活一阵,怕他们一旦闲下来就会乱捣蛋。晚饭后我们也搞一些娱乐活动,比如讲故事、看图片、学音乐等,一直玩到祷告时间。有时有几个朋友也来参加,如果他们能读书,我们就读经,接下来是简短的讲道,再做祷告。祷告后,就到了孩子们提问题的时间。在这个环节中,我一旦发现孩子们有悟性的火花闪现出来,就立即加以引导,挖掘。即使没有发现这样的思想火花,也尽力培育。我的身体很好,这里气候也非常适合我。有时我精神很好,有时候情绪也会低落,想起那些让我棘手的人和事,包括我自己,我的心情就变得忧郁沉重。如果你没有两年或两年以上这样的经历,是不会理解我的工作。这种经历就是:你的工作是和你整个人生连结在一起的。要知道,这里离最近的宣教点也有八天的路程。但是,如果今天再让我选择我的宣教地点,我仍然选择温州。即使让我去做一个国家的君王,也不会改变我这一决定。”
    
    1869年12月4日曹雅直的夫人离开伦敦来中国宣教,1870年3月12日抵达上海,这天刚好是她的生日。曹雅直来上海接她,把她带到宁波,罗德医生(Dr. Lord)热情接待了她们。不过,根据领事馆规定,她们必须再等上一个月才能结婚。1870年4月26日她们结婚。婚礼第二天,曹雅直从温州带来的厨师受洗归主。
    
    曹雅直带着妻子回到温州时,引起了温州城的轰动。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妇女涌来看我——温州城的第一个外国女人。有时候我冒险出去,似乎全温州城的人都跑来看我。起初,我只能坐轿子外出,她们挤过来象看怪物一样围观,轿夫只得把轿子停下来。她们的好奇心难以满足,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她们眼里几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个怪物。
    
    1870年年底蔡文才来温州和曹雅直同工,他们一起在市区大街上租了一间店面,装璜成书店,里面设立礼拜堂。上午,牧师在书店里布道。下午,礼拜堂有两位牧师轮流向人传福音。刚开始有些人出于好奇,来到教堂内听道,后来渐渐减少。曹雅直曾在一封信里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礼拜堂门一打开,各色人等蜂拥而至。有游手好闲逛大街的懒汉,有喜欢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有过路的生意人,也有扯着嗓门叫卖杂货的小商贩,有变戏法的、算卦的、唱戏的、小偷、乞丐,甚至人群中还能看到秃头和尚和穿着道袍的道士,嘈杂喧嚣,无法形容。可想而知,要吸引这样一群人静下心来听道绝非易事。我的心紧绷着,这对智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昨天我已深有体会。午前我讲道时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听得津津有味,全场鸦雀无声,足足讲了四五十分钟。我向他们讲罪的起源、罪的后果和基督的拯救。不少人一直聚精会神地听下去,但大多数人坚持不住,来回走动,进进出出,坐不下来。我每天祷告,祈祷我们的礼拜堂能成为众多灵魂的重生地。昨天有一千多人来听道,他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理解。但是蒙神祝福,我们逐字逐句地讲,他们也能领受。
    
    早期的传教对于曹雅直来说是寻找各种传福音方法,只要有机会,他总是去尝试。正如曹雅直总结说:“很多事情做起来很麻烦,令人焦虑,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什么都能做成的。如果要我统计失败的次数,非常简单,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对我来说,十次失败才能换来一次成功。”不过,最有效的布道就是男子学校,这些男孩在学校里读了几年之后,有些孩子开始接受福音、受洗、其中有几位以后还成为牧师。
    
    B、福音向外拓展:两位和尚归主、桐岭布道站建立、女子学校
    
    1871年之后曹雅直在温州的传福音有些明显的收获,他在一篇文章中记载一次传福音的经历:昨天晚上,三位上了年纪的乡下人留下来继续问我们教义的问题,十分恳切。那位和尚朋友也来了,恳求给他施洗。他说,再不给他施洗,就别差派他了。他还说,他村子及周边村子里28位村民听信了福音,从拜偶像中回转过来。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夸张,也许真实的情况是,这些村民听他讲了又真又活的唯一真神以及拜偶像的事,只是默认,没有当面反驳而已。但容许他这种说法,他的陈说还是有分寸的。如果他信实地告诉这28个人他所领受的,也是件好事。他还说,他改信基督教,他们那里方圆十几里都知道。
    
    这件事发生在1871年11月,曹雅直向一位和尚传福音,这位无名的和尚接受了福音。他离开寺庙回到自己的家乡务农。他热心传福音,对家乡的人说神是怎样拯救了他。通过他的传福音,有28位村民接受了福音。没想到他受洗几个月后,来参加我们交通会的途中,他们的船被暴风掀翻了,我们这位弟兄,还有同船的其他28个人,全都葬身水中。
    
    两年后,另一位七十多岁和尚接受了福音,并且在以后两三年里坚持聚会。他要求牧师给他施洗,不过牧师告诉他,受洗后就不能做和尚了。但是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又没有能力劳务养活自己。故此,他继续留在庙里,等待别人接手他庙里的住持工作。但是他一直为受洗的事苦恼。一天,他穿上一身干净衣服,来到山上一条小溪旁,在岸边祈祷后一头扎进水里,自己给自己施洗了。几天后,他遇见一位基督徒朋友,就问这位朋友,这样洗算不算受洗?这位朋友也说不上来,因为这样的事前所未闻。
    
    曹雅直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到这件事:
    
    最近几天,我们这里来了三个不认识的慕道友。有一个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斋饭吃了快四十年了,拜过本地所有寺庙的偶像。前不久,他去一座离家蛮远的寺庙烧香。正拜着,那庙里住持走过来,看看四周没人,对他说:“喂,老兄弟,我当住持都当了六十年了,一直祭拜这些东西。但这两年,我再也不拜了。我发觉这些东西对我从来没做过什么好事,以后再也不拜了。老兄弟,你我都一大把年纪了,没几天活头,来,里边来,我给你说说该拜谁,怎么去拜。”说着,那“住持”就把他领到自己房间,向他传讲耶稣的福音。当然,听了“住持”的话他心里也起疑,问:“这些事情你都是从哪里听的?”“城里外国人那里。”“从外国人那里!”那人惊叫道,“哎呀,天底下的罪没有外国人不犯的,这两天就有一个外国人要被砍头了。要真象你说的那样,外国人怎么还被砍头?”那“住持”急忙向他保证,这都不是真的,三天前他还去过温州城里,听到了神的真道。“住持”还告诉他,都有好几十个人入了基督教,都是些好人,将来会得到天上永远的福份。“住持”说,他也想入教,但他老了,养不活自己,没办法,只能靠庙吃饭。传教的说,耶稣的门徒不能靠偶像吃饭。这位贫穷的老“住持”还对他说,靠着神的儿子耶稣,罪得赦免,得享平安。老“住持”最后死在庙里。我们相信,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瑞安桐岭
    
    瑞安桐岭有一位种植鸦片的农夫来温州城里听到福音,他对福音产生了热诚。往后他每次来城里都会来教会听福音,几次下来他接受福音。他信耶稣之后,他知道种植是犯罪,内心极度不安。有一天晚上,他内心非常的挣扎:‘我家里穷,收成比什么都重要;再说,现在季节也晚了,种麦的节气过了。再让它长这一年大烟吧,下年就不种了。然而,这样想了,大烟的问题更加缠着他不放,缠得他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起来,拿把镰刀到田里把所有鸦片都割了,根也不留。’不久,他就受洗归入基督,两年后全家都相信耶稣,并且还带领十一个邻居信耶稣,每天早晚参加他家的祷告会。
    
    1873年4月曹雅直第一次前往桐岭,这次旅行布道非常的成功,桐岭有许多人相信耶稣。不久,便有信徒在自己房子前建了一间教堂(这间教堂可能是温州地区第一间教堂)。1887年,桐岭教会自治,由本地牧师蒋宝仁负责牧养。
    
    女子学校
    
    曹雅直的厨师娶了一个不信的女子为妻,导致他的信仰产生了蜕变。这件事引起了曹雅直夫妇决定要办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基督徒婚姻问题。
    
    1874年,女子学校正式创办,但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一是没有合适的地方供女生住宿;二是我们决定废除女子裹脚的陋习。······我们考虑,与其选择一个容易的开端,之后再去面对随之而来的争战,倒不如一开始就与这些问题作正面斗争。于是,我们发布通告,宣传我们的招生计划:招收10岁以下女孩,免费读书,免费提供食宿;条件:被录取女生不得裹脚;校方有权将其许配给合适的配偶,学生家长在没有征得校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将其许配他人。不过招生特别的困难,刚开始只招到一位信徒的孙女,但受到她父母强烈的反对。往后的几年里只招到四位学生。曹明道如此总结:女校共办了22年,给教会带来很大祝福。这些女孩在学校都经过全面系统的实践培训,大多数女生毕业后做了教会同工。过去10年中,有22位女孩结婚,只有3位离校时还未悔改信主。七八位姊妹结婚后仍定期带领姊妹会或主日学课程。其实在开办女校的前十年,我们几乎看不到属灵的果子,虽然有两三个人声称信主,但她们的生活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个总结给我们看到女子学校初期艰难。
    
    曹雅直如此总结他在温州前十年的收获:在温州拓荒布道的前十年,我们只建立了一个18-20人的小教会。
    
    (备注:1870年平阳布道站建立、1872年温州五马街布道站建立、1873年桐岭布道站建立、1874年内地会平阳教区成立、1875年福音向丽水开拓、1877年温州内地会总堂落成、《亿万华民》一八七五记载永嘉东川已经有布道站。)
    
    3、第二阶段传教(1877-1889)
    
    1876年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在这个条约里温州被列在通商口岸之一,英国领事馆在江心屿设立。
    
    (1)妇女查经班-宣教团
    
    1877年曹雅直夫妇第一次回国休养,在休假期间他们为女子学校筹款,总共收到304英镑,她们用这批钱建了校舍及其它设施。1878年最后一天他们回到了温州,第三天他们去探访了两位夫妇,其中一位就是刘廷芳的母亲。随后就有一些妇女信耶稣,教会为了要栽培这些妇女能明白真理,在刘太太家里开办妇女查经班,在真理上栽培她们。在查经班里神奇妙的工作,很多妇女经历神的恩典和神迹,查经班越来越复兴,很多人的信仰被建造。从最初的查经班发展成宣教团。
    
    (2)福音传入永嘉
    
    曹雅直何时来永嘉传教?目前暂无史料提供。据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一八七五年八月记载,1875年3月,曹雅直带他的妻子前往永嘉的东川看望当地的信徒。此时东(村)川已经是布道站,据此推论,曹雅直来永嘉传福音是比较早的,笔者认为应该在1868-1870年之间来永嘉传福音。
    
    A、据罗浮教会余永进长老回忆:曹雅直来清水埠码头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向那里的乞丐传福音。曹雅直叫他们在礼拜天不要外出乞讨,来礼拜的人给他们一个铜钱。这就是永嘉最早的教会,被称为‘礼拜棚’。
    
    B、永嘉福音是这群乞丐传开的。永嘉福音的第二站就是三江,三江位于清水埠对岸。据陈公权的侄儿陈秀仁说,他阿太家是地方里最早信的。曹雅直叫礼拜棚的乞丐出去讨饭时传福音。一个乞丐到了江头,阿太身体不好(陈金青、陈郎青),到处求佛,献了很多猪头,猪骨头也有一箩。讨饭的问妇阿太:“身体好些了不?”阿太不让问(因迷信),说:“问什么,米给你,你走了就是。”乞丐忍耐着,说:“还没好啊,叫番人来祷告就会好了。”女阿太又叫他别说。阿太听见了,就说:“能祷告好,那就叫他来吧。”曹牧师就与乞丐一起来,曹牧师说:“你如肯信就得平安。”阿太就说:“如果平安,我就信,不但我信,我子孙也都信。”曹牧师就为他祷告,他就一天好一天,一个礼拜全好了,也没有吃药,能下田干活了。他全家就信了上帝。后来女阿太后去温州花园巷教堂服事,从45岁一直到95岁才回来。儿子是陈志楷,在花园巷堂当教师。孙子陈公权是内地会牧师,陈公权牧师蒙召时,他们家已经信主有134年了。
    
    C、永嘉东村(川)是本地村民邵成伯首先在清水埠礼拜棚接受了福音,后来他将福音传到了自己家乡。《二十六在中国》记载邵成伯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原先是乞丐。男的叫邵成伯(Yaih-zing-pah),有一小女。两口子把女儿许配给一个男孩,那男孩是个孤儿。虽是孤儿,却有一小幢房屋和一二亩薄田。夫妻俩就耕种孤儿的这二亩薄田。无奈田地太少,两口子虽然辛勤耕耘,但也只能维持他们半年的口粮,剩下的半年他们就不得不外出讨饭。一天,他们讨饭经过礼拜堂,听了福音,接受了真理,1883年受洗。男家亲属一听说他们信了耶稣,就非要他们不信,不然就断了这门亲事。他们使用各种方法诱劝邵成伯两口子改变信仰,却无济于事。邵成伯对他们说,他不可能放弃基督,最后没办法,还是断了这门亲事,两口子又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重新回到冰冷的世界。曹雅直建议他们找个活干,借给他们20美金,让他们在一座荒山上盖一间小屋。那里只需支付极少的荒地租金。这20美金,就成了最有价值的投资——10美金用来盖房子,10美金用来买农具。这对夫妇满怀希望,辛勤劳作。他们请求把他们的房子当作主日聚会点,这样,住在附近的人就可以听到福音了。一天,有个年轻人到他门上来要饭。这个年轻人出身名门,且有学问,因沉迷鸦片被家人赶出家门,沦为乞丐。他专向那些和他一样穷困的人讨饭。这对夫妻向他传福音,告诉他,敬拜上帝可以帮助他摆脱大烟瘾,并邀请他住在他们那儿。如果他愿意干活,还可以管他饭吃。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给他讲道,带他一起祷告,最后终于战胜了毒瘾。戒完毒瘾,年轻人继续留在他们家干活,象他们儿子一样。因为拿不起聘礼,三年前他娶了一位聋哑女孩为妻。年轻人得到释放后,对福音事工一直热心忠诚。成为一名不拿薪水的传道人。他妻子也
    
    来教会服事。她是个做任何事都有始有终的人。
    
    邵成伯夫妇俩开拓了东村(Tung-tso)的事工。东村被人称为“乞丐之乡”,这些乞丐都是夫妻俩讨饭时结识的朋友,常被约来听几天布道会。他们往往在外边讨几个月的饭,然后回到家乡——东村,向老家的人讲他们在布道会上听到的教义。虽然没人信,却引发了他们的兴趣。鲍先生去那里卖书的时候,发现那里很多人都想了解。鲍先生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我们,我们差派一位传教士过去。这样,福音工作就在那个未曾听闻过真理的地方展开了。现在,我们已在那里建了一所小教堂,还有一些聚会点。
    
    后来邵成伯的妻子和20个信徒乘船去礼拜堂聚会,途中遭遇大风暴,船被暴风掀翻在河里,我们亲爱的姊妹和16位信徒未能幸免,溺水身亡。我们哀悼她过早地去世。前几年,他们已经失去了女儿——一个聪明的小基督徒。现在,邵成伯只有一个人生活,还沉浸在悲痛中。
    
    根据《二十六》及《亿万华民》记载,一八七五年东村布道站已经成立,可见清水埠礼拜棚乞丐向永嘉各地传福音是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布道站建立并不是一两年时间内就可完成的事。故此,清水埠礼拜棚应该在1868-1870年之间。
    
    (附:1890年10月曹明道有一次东村布道,由鲍金花小姐(Miss Bardsley)随行。我们在那里待了十天,下面是鲍小姐的记述:
    
    10月2日——我们离开温州城里,开始今年秋季第一次乡村旅行。随行人员包括两位船夫,他们都是信徒,一位本地警察,一位热心的慕道友,这位慕道友将全程陪同我们,还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和厨师,厨师也是信徒。第一天晚上出发,没走多远,就到了江边。江面宽约6.4里,过江就是警察的村庄(三江)。村子里有些慕道友和信徒。我们在船上吃过晚饭就去警察家。一到他家,几乎全村人都跑来看我们。我们在院子里一坐下,他们立马围上来。为了看得更清一点,有的人站在板凳上,还有人站到架板上。年轻的传道人金郎(Chang-loa)先讲。我们来时带着书和一些小册子,是准备卖的。他先给他们介绍这些书和小册子,又拿出一本读了几段,再给他们讲解。接着是师母(曹雅直夫人)讲。大家听得很专注,师母提出一些很巧妙的问题,他们都绞尽脑汁回答。看起来他们不仅听了,也大体明白了什么意思。师母讲过,金郎又讲。村子里信徒很想让我们为他们举行一场聚会,但因为人太多太拥挤没法举行。我们进屋去,他们就跟到屋里来,按中国礼仪又不能把人家赶出去,只能等回到船上,再和那些信徒和慕道友分享圣经。当晚,我们就睡在船上。当然不是他们不留宿,是我们自己情愿睡船上。半夜里,老鼠窜来窜去,把我们弄醒了。多亏我们带了蚊帐,老鼠碰不着我们。这个村子每隔一周一个传道人来这里讲一次道。
    
    10月3日,星期五——由于潮汐,我们不能上岸,就在船上分享圣经。我们下船后,就去下一个邀请我们的地方。那是一个小窝棚(清水埠),里面住着几个信徒。他们原来是乞丐,好几年前信了主。当年曹雅直夫妇给他们找了些工具,让他们在山坡上搭个小屋,在这里开荒种地。原先的小屋现在做了礼拜堂,他们又建了自己的住房。探访过这里,我们就去下一个地方(黄田)。在稻田里走了12.8里,天气真好,太阳不毒,柔和的海风迎面吹来。极目远眺,一边是静静群山,另一边则是江河奔流,而江对岸又是突然立起的群山。大约两点钟,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那里有三个信徒。我们也希望能在那里做些工,但那里人很粗鲁。尽管师母和那位传道人都试图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但没人来听。探访了两家信徒,我们就回到船上。也因为潮汐,只得在船上等到半夜,其间我们又在船上举行聚会。
    
    周六一早醒来,发现到了沙头(Soa-diu)——我们这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先是早餐、晨祷,七点钟我们出发去东川。我要细说我们这次团队的经历,对我来说真是新鲜,我也想让你知道我当时的新鲜劲。因为下次再有这样的经历,新鲜劲就过去了。我们要走半天的路程,还要跋山涉水。有一抬竹竿轿可以坐,我俩打算轮换着坐,一人坐一小时。现在师母(曹雅直夫人)先坐。有个人担着毛竹扁担给我们挑行李,我们的床垫、两条毯子,还有几个枕头和其他东西,用竹席卷成一捆,挂在扁担一头,另一头挑着厨师和挑夫自己的被褥。还有一个人跟在挑夫后面,背着我们很多大小不一的包裹和袋子:有米袋子,饭筐什么的,其中一个袋子里还装着三只鸡。厨师、警察、年轻传道人和我跟在后面。看上去真有意思,在英国可见不到这样旅行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应该说是阵容壮观吧。我和师母都说没见过这样的情形。天空湛蓝,万里无云,群山环抱,千姿百态。有的山陡峭,有的山光秃,有的山墨绿,有的山又是翠竹掩映,有的山山顶浑圆,有的则直指高天,但都十分壮观。江溪同样美丽,溪水清澈透明,我们不禁弯下腰来,捧起山上流下来的清泉畅饮。江流蜿蜒数里,隐入群山之中。为了抄近路,我们四次趟溪而过。刚走出一个山谷,又拐进另一个山谷,在群山中跋涉,我们真担心走不出去。风景壮观,难以表述,真希望朋友们来这里和我们一同分享。
    
    我们到达目的地,都十二点了,又累又饿。但是没有几分钟,村民们就围上来了。第一次见到外国女人,他们当然好奇得很。
    
    我们热得很,想洗洗手脸。他们给我们端来多半碗热水,还送来一块脏毛巾。我们说自己带着毛巾,委婉地拒绝了他们递过来的毛巾。这里人洗脸是把毛巾泡进热水里,毛巾脏点没什么,拿出来拧拧,在手和脸上轻擦一下,就不再擦了。这样洗脸,在中国别的地方也没见过。百把口子人面前,我们也得这么洗。洗完脸,我们坐下来,他们继续围观。他们随便摸我们的裙子、靴子,边摸边说,也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发。我们只好忍着,直到午饭做好了,才去睡觉的房间吃午饭。
    
    吃饭的时候我打量一下这个房间。泥地上到处都是窟窿,一个墙角堆了一大堆石头,堆得有房屋的三分之一那么高。房间里有一面木板做成的隔断墙,石堆那一端的木板就砌在石头上,块块木板间的缝隙都很大,有的能伸进去一只手。头上的屋顶也是用木板盖的,架在房间高度一半多一点的地方,那木板上方又堆着干草。屋子另一边没墙,是一个敞开的草棚,从那里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天空。我们吃饭的时候,几个男孩子爬到草堆上,居高临下看我们。一个墙角放着辆破板车,上面架块木板当床,木板上铺了片草席,草席的一端卷起来当枕头。屋子里可称得上家具的还有一把破椅子。我首先想到,这里一定老鼠成群,后来发现果真如此。那些木板上污垢很厚,到处都是灰尘。幸运的是,我们用盆和筷子吃饭,不然的话,他们会更加好奇。午饭后我们想休息一下,但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躺着,甚至我们头顶的木板上也有人。
    
    下午聚会,师母(曹雅直夫人),那位年轻传道人和他父亲都作了分享。传道人父亲就是当地的传道人。下午聚完会,我们躲到山坡上想安静片刻,但还是有一群人跟过来。晚上又一场聚会,屋子挤得满满的,可能全村人都来了。他们听得很认真,福音再次得以广传。
    
    星期天——又是好天气,空气纯净甜美。吃过早饭,我们来到山坡上坐下,享受一会安静的时光。在这个静悄悄的地方,我们享受着神奇妙的创造,心中不禁涌现出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周围景色美妙异常,村庄就躺卧在我们脚下的山谷,静谧如画。可是,如此美丽的村庄,里面却充满了罪恶和苦难。不过,也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重生,上帝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从山上下来我们就开始聚会,师母(曹雅直夫人)和一位八十一岁的老阿婆对话很有意思。老阿婆问:“哎,你能带我和你一起去天堂么?”师母说:“只有主耶稣能。”老阿婆说:“嗯,我每天请求祂用祂的血洗净我。”“祂那样做了么?”“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心愿,我也为这祷告。如果你向祂求,祂会听你的,因为你跟祂熟。”下午聚会一点钟开始,还是那几个人讲。聚会结束后我们又上到山上,在那里呆了三个小时。在村里听了那么长时间的吵闹声,上来休息一下倍感轻松。我们爬上一座山头,周围景色异常美丽。我们在那里安静地祷告、唱诗。我们唱《闻主之名犹如甘露》,愿主的日子来临,众山回响着那宝贵之名。
    
    晚上,大家还不愿意回家,还要师母讲,说她讲得好。大家听懂了他们分享的每一句话。但师母因为讲得太多,嗓子都哑了,不能再讲。那位老传道人潘先生(Mr. Poe)讲了很长时间。他们听了三遍福音,每遍都是不同的人讲的。“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请和我们一起祷告,多结福音的果子。
    
    星期一——上午,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师母一直在接见那几个准备受洗的人。有三个妇女都说信耶稣,但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救。她们还要等段时间,接受一些教导再受洗。这些人见识短浅,非常可怜,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里面的黑暗我们无法想象。
    
    写到这里,我们就上山了。在山上待了一个小时,十一点下来吃午饭。十一点半我们去另一个村子,离这里有一小时的路程。那个村子在两座山中间,风景也很美。村民们跟着我们涌到一个信徒家里,师母(曹雅直夫人)和两位传道人在那里传讲福音。前院挤满了人,大约有一百多人,他们把门拆下来,也把挡窗口的木板拆下。我虽然不能讲,但得站在椅子上供人观看,这倒是个新鲜体验。挨着我们的五位妇女听得最认真,其他人也很认真,但是他们光顾着看我们了,却没听进去什么。这很自然,因为我们是他们看过的最奇怪的景象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们,但听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们是蛮子。
    
    一位妇人听得非常专注,脸上的表情不停地变化。她带我们去她家,人群也跟着过来。他们也听了三次福音。那位妇人带我们去村里大祠堂,我们就在祠堂的戏台子上布道。这次听的有三百人左右,大部分听得都很认真。到最后,我们带去的书都卖完了。有个小插曲挺好笑的。有人递到台上一壶热水,壶是锡壶,看上去很脏,我们每个人只得对着壶嘴直接喝,我们喝过又递给台下几个人喝。我们在烈日下曝晒五个钟头,沉浸在喧闹亢奋中,结束后赶紧逃到山上,六点钟回去吃饭,恢复精力,准备晚上聚会。聚会前,我教几个男孩子一点罗马字母拼的温州话,在温州城里我已开始教这个课程。聚会的房间挤满了人,多数人听得都很认真,也很安静。最后几个传道人讲得嗓子嘶哑,都累坏了。我们相信,这次聚会将成为众人的祝福,有兴趣的人将会得到潘先生(Mr. Poe)更多牧养。我们回到房间,和本地信徒举行一个祷告会,共有12个祷告事项,其中有几个是为9个本地年轻信徒祷告。
    
    星期二——上午11点刚过,我们就出发去别的村庄,走了1小时45分钟才走到地方。回去的路上,我们也去了沿途附近一些村子布道。我们一共在五个地方传福音,最后一个地方最有意思。师母(曹雅直夫人)站起来讲道,她要求大家尽量保持安静,因为她在外面讲了那么长时间,不能再大声讲了。大家听得那么投入,会场很安静,师母好象倍受鼓励,又讲了很长时间。我们连续在外面待了六个半小时,还没来得及吃晚饭,参加晚上聚会的人就来了。晚上聚会结束后,本地信徒又举行了一个祷告会。
    
    星期三——七点半离开东川,打算从那里去沙头,途中再去两三个村庄。船在沙头等我们,回去的路和来时不一样,但也是在美丽的乡间行进。开始我们在高山上走,视野非常开阔。下山时遇见一位姊妹,我们正打算去她家探访。但因为她是村里唯一信主的,现在还不便带我们去村里,我们决定下次再去,转而去找一位慕道友。我们在慕道友这里讲道,人们听得很认真,也很安静。师母讲了很长时间,那位年轻传道人讲了两次,他父亲潘先生(Mr. Poe)决定当晚留在那里继续教导。那家母亲好像是唯一对真理感兴趣的人,但进展不大。她家摆着香炉,睡觉的屋里还放着个可怕的偶像,我们晚饭就在那里吃。下午一点又出发,大约三点赶到沙头。船夫使劲摇橹,希望能赶上下个村子的晚上聚会。那个村子有三位信徒。但是我们赶到时,天还是黑了。我们就不敢进村里去,恐怕那里人在夜里看不清我们的面会激动起来。
    
    星期四——我们在船上吃过早饭,就上岸去几位信徒家里。但没几个人来听福音,来的人也不感兴趣。这地方向来如此,以前派来的传道人也这么说。那几个信徒请求我们晚上再来举行一次聚会,说有几个人想听,他们白天要忙田里的活。师母(曹雅直夫人)答应了,我们又去了另外两个村子,这两个村子的人听得都很认真,有些人好象对福音感兴趣。晚上,我们去一位老人家祷告,这个老人已处于弥留之际。老人家相信福音,听别的信徒给他讲过真理。为老人祷告后,我们就在那里举行一场聚会。有很多人参加,他们听得很认真,也很安静。我们相信,这次唤起的兴趣会成为这个村子恩典工作的开始。晚上九点我们才回到船上,师母已累得筋疲力尽,一上船她就躺下睡了,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星期五早晨,师母下令直接划船回温州,而没按原计划在江头(港头)(Koa-diu)停一天,她实在是没力气继续做工了。
    
    我们八天走了14个村子,讲道23次,还不包括每天和信徒们一起读圣经。天气又好,我们每天都能走很多路。
    
    东川有九个男孩信主,我们很希望培训他们一下,但愿冬天能把他们带到这里待上两三个月。但是主应该让我们能够给他们两年的学习时间。我们说两年,是因为如果时间少的话,他们得到的牧养不够,就不能很好地牧养群羊。然而,时间过长又会使他们长时间脱离本职工作,或多或少会造成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时不适应。我们是想帮助他们,能让他们更好地帮助别人,而不是培养带薪教员。这是我们心中的负担,但是还没有实施的办法。你会和我们一同为此事,也为这次旅程所结的果子祷告吗?-载自《二十六年在中国》)
    
    (D)乌牛、白象的福音事工
    
    乌牛、白象的福音是有一位银匠在那里开店,主日他在店里传福音,让自己的店成为教堂。这就是温州边经商边传福音的模式。后来信的人多了,另建教堂。
    
    (3)1884年甲申教案
    
    中法战争引发了温州的‘甲申教案’,内地会花园街教堂被毁坏、瑞安桐岭教堂被烧毁,教产损失严重。不过官方很快就阻止了暴动,过了六周,曹雅直回到花园街教堂重建。新教堂重建第一个主日就有五位慕道友受洗归入基督,教案之后教会大大复兴起来。
    
    曹雅直如何回应温州暴徒呢?我们来阅读一封信:在中国汉口传道的宣教士李修善(Rev. David Hill)来信说,他刚刚给一位弟兄施洗。这个弟兄是在温州暴乱那段时期开始对福音感兴趣的。暴乱时期,他正好来温州做生意。他看见暴乱中有个宣教士被洗劫一空,暴民们用石头砸他,他没说一句诅咒的话,也不痛恨,只是避开人群,悄悄躲到衙门里去。这正是他想看到的见证。几个星期后,那个宣教士又悄悄回来,重建家园。他是那么善良,好像整个城市都是他的朋友一样。那个弟兄对自己说,一个信仰真的会结出这样的果子,这个信仰值就值得他去探究一番。回家后,他就开始参加李修善先生教堂的聚会,后来适当的时候受了洗。这是上帝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赐给我们的果子。
    
    (3)曹雅直在世最后几年
    
    1886年曹雅直被神感动,祈求神每周有一个灵魂得救。他每天都如此祈求,到了年底,经统计1886年刚好有52个人信耶稣。他夫人回忆这样事说:“但我记得,曹雅直当时并不高兴,却望着我伤心地说:‘为什么当初我不向上帝多求一点?本来上帝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更大的奇事,是我们的有限限制了上帝,是我们没有大胆地开口向祂多要。’”
    
    1887年曹雅直计划将平阳和桐岭两个聚会点发展成为两个宣教中心,就派了陈和蒋两位传道人去主持两地工作。这一年曹雅直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一些问题,他们计划回国休养。在他们准备回国时,曹雅直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我们回到英国,病情已经很严重,肺部充血,心脏衰弱,呼吸困难,导致他躺下来都很困难。白天黑夜,只能坐着忍受病痛折磨。这样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尽管大部分时间可以出去转转,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医生建议他们到处走走,有利他的治疗,他们就听从医生的话,去了北方一些地方。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医生说曹雅直的身体状况已有根本好转,如果能在法国南部过冬的话,有可能会痊愈。因此,我们11月动身去法国戛纳,在那里找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居所住了几个月。尽管有医生的照顾和治疗,他的病情还是每况愈下。有一次他问医生说:“你认为我还可以回中国吗?”医生回避了这个问题。曹雅直看他闪烁其词,就说:“不要怕,把最糟糕的情况告诉我。对我来说,没有最糟的。感谢上帝,我为祂在中国服侍了二十年,确实希望回去。但祂既然不愿意,为什么我还要想呢?如果这是主的旨意,我愿意留下来忍受疾病的痛苦。如果祂让我回中国去,我就回去。”说完,就笑了,笑得那么灿烂,又说:“我愿意在回中国的路上升入天堂,如果这是主的旨意。”医生看着他,认真地说:“我真羡慕你。”然后平静地告诉他,他已没有康复的希望。曹雅直听了,脸上没有一丝阴霾,因为他知道何处是他的归宿,他渴望去那里。”
    
    他自己不能回温州,但是他希望妻子能回到温州继续服侍温州的信徒。曹明道问他说,你对我有什么指教?他说:没有,你和我一样了解这些人和这些事工,也要照过去那样去做--对此,我没有任何担心;只要向当地的基督徒传递我的爱,并告诉他们如何可以的话,我一定会回到他们的中间,虽然目前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我会等他们,我们会在天堂一一重聚。
    
    1889年4月21日复活节那天,他安息主怀。4月22日,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戛纳公墓。
    
    曹雅直病逝消息传到温州后,他的学生周殿聊和刘世奎写信纪念他。
    
    第一位是周殿卿的信:
    
    我们的牧师——曹雅直先生,24年前来温州传扬基督的福音。那时,温州人从没听过神的福音,神的真光还没照到温州。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死后将往哪里去,所有人都生活在黑暗中,但他们并不知道。人们普遍信仰佛教、道教,祭拜他们能看得见的偶像。
    
    看到这些,曹雅直先生心如刀绞。他暗暗祷告,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只为神的福音在此广传。为此,他创办学校,让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读书,学习真理知识。每天,他都用神的话亲自教导学生,让他们知道,有永生的灵在他们里面。他告诉他们,他们都犯了罪,而罪人不能进入神的国。他又告诉大家,神爱他们,并差祂的爱子来到世上拯救罪人。
    
    那时候,传福音很不容易。曹雅直先生刚来温州的时候,听不懂这里的方言。当时只有一位宁波人帮他租房子、租教堂。上午,他给那些招来的男孩子上课。下午,在小教堂讲道,每天都是这样。
    
    我记得一天早上,一个叫阿唐(Ah doa)的无赖跑到学校门口,拿石头砸门,叫嚷着要进去。曹雅直先生问他要干什么。他说:“我想到里面耍耍。”曹雅直先生叫他下午再来。他说:“我现在非要进去不可。”曹雅直先生出去劝阻他,阿唐拿起石头就向他砸去,要不是曹雅直先生偏了一下头,肯定会被他砸倒在地。
    
    经过许多危险和试炼,但为了拯救灵魂,他愿意承受这一切。我是他创办男校后招来的第一个学生,在那里学习五年。后来,靠着神的恩典,成为一名传道人。
    
    我刚来学校的时候,师母还没来温州。一到冬天,曹雅直先生的腿就疼得厉害。但只要腿一不疼,他就出去传道。十七年前,他在平阳开了一间小教堂。教堂一开,人们就挤过去起哄,想要闹事,把外国人赶走,禁止传道。但他们不知道,耶稣会得胜。现在,那里已有一百多人信主,温州及周边地区已有三百多个基督徒了。先生来温州两年后,师母也来了,开始妇女和女孩的宣教事工。只要有人悔改信主,她就用神的话语教导她们,并指导她们如何帮助别人悔改信主,还组建一个姊妹宣教团。
    
    记得六年前,教堂、住房和学校被一伙暴徒放火烧了。城里的外国人都被赶到城外,信徒们也四处逃散。刚刚几个星期,曹雅直先生就回来了,开始重新建造被烧掉的教堂、学校和住房等。一共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教堂、学校、住房都盖好了。在这五个月里,尽管我们牧师有那么多事,但还是亲自参加盖房子,什么活都干。新盖的房子还没风干,曹雅直先生就搬进去住了。唉,就因为这样,我们牧师得了肺病。
    
    三年前,牧师和师母回英国去了,原打算很快就回来的,但他的病却把我们的牧师送进了天国。两年时间里,他默默忍受病痛,从没抱怨过,将荣耀归于神,满心欢喜地去天国。师母又回到了温州,心中惦记着失去牧人的羊群。她没有离开,也不舍弃我们这些信徒,看到我们当中有瞎眼的、贫穷的、年迈的,她都敞开家门接纳他们,将他们从饥寒交迫的绝境中解救出来。牧师和师母是如此认真地在遵行神的旨意,将来的赏赐必是极大的。
    
    下面是刘世奎的信:
    
    我想写一写我们敬爱的牧师——曹雅直先生。他是苏格兰人,在故乡上学,接受教育,由中华内地会派到中国宣教。他性格直爽,为人正直,又很有智慧,在这些方面,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他看上去总让人产生一种敬畏之心,但当你真正走近他,了解他,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温和慈爱的人。他做事总是三思而后行,话不多,却充满智慧。他言出必行,以身作则。他传达出来的能量和影响力,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被称为温州教会的顶梁柱,教会里每个人都效法他,以他为榜样。我们牧师多年来投身宣教事业,热衷于出外布道、传福音。二十四年前,他来到温州,两年后师母也来了。为了神托付的这份工作,他们告别亲人朋友,远离自己的祖国,欣然来到遥远的温州。为了听懂我们的话,他们学习温州方言。他们建教会,办学校,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收养孤儿和贫穷人家的孩子,教他们读圣经,明白真理。他不怕苦,不怕累,到处布道,发售福音书籍,帮助困难的人。所有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福音得以广传。
    
    唉,温州这地方比其它地方更盛行拜偶像,不管是有点文化的,还是一个字不识的,都一样喜欢拜偶像。曹雅直先生看到这些,心急如焚,痛切地祷告,求神看顾怜悯这里的人们。不久,神应允了他的祷告,福音逐渐在各地传开,三个教会分别在温州、平阳和桐岭建立起来。每个教会都有一位本地的讲道人,我们牧师不辞劳苦,每个月都亲自去这些教会牧养,在那里讲道、教课并查看信徒的情况。在这些事工上,师母是他的好助手。她也做妇女和女孩的牧养工作,有人信主灵魂得救,她就教导她们如何帮助别人悔改,并组建一个“姊妹宣教团”去关怀那些孤立无助、饥寒交迫的人。他们全身心投入宣教事工,几十年如一日,为教会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已有三百多人悔改信主,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1887年,牧师夫妇再一次回国探亲。回去只有几个月,曹雅直先生就得了肺炎。他们请了最好的医生,但神的旨意是要牧师回天家,患病两年后,牧师就在主里安睡,带着喜乐去了天国。当消息传到温州,我们都失声痛哭,心情无比沉重。想到牧师生前种种美德,教会里大人小孩都向神感恩,感谢神赐下这样的人来教导我们。所有认识先生,受过先生恩待的人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领袖而悲痛。请不要嘲笑我写的这些粗浅的文字,想起我们牧师的一言一行,他的良善我都无法表达,但我只能写这一点点。
    
    从曹雅直离世之后,直到2013年永嘉三江教会的一位信徒陈蒙蒙在法国找到了他的坟墓,她代表所有温州的信徒献上鲜花,道声谢谢。
    
    二、内地会入温州的拓展者:曹明道
    
    1、蒙召成为传教士
    
    1865年春天,曹明道在戴德生为传教士巴特举办的小型欢送会上听到有关中国正处在黑暗之中,工人极其缺乏。她听到这消息之后,内心产生了一个感动:为什么你不去那里把救主的爱告诉他们呢?曹明道意识到这是一个她无法回避的问题。此时她才信耶稣四年,在教会里参与主日学教导事工,另外去街上发福音单张。
    
    欢送会结束后,她心里一直被这个问题缠绕,她不断的问自己‘我去中国合适吗?另外,那时候还没有单身的女孩去中国宣教。’她决定寻求戴德生的帮助。戴德生告诉她‘如果是上帝的呼召,就没有理由不去,尽管只有20岁。如果确实是上帝的呼召,相信上帝一定会让这事合宜。’戴德生邀请她去伦敦,一方面寻求神的旨意,另一方面双方有更多的了解/代祷。曹明道到了伦敦时,正好是范明德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在第二天的婚礼上她认识曹雅直。三周后,这三人被派往中国宣教。
    
    她在伦敦住了几个月,终于决定要跟随戴德生夫妇去中国,时间定在第二年5月。就在她决定同时,她生病了,并且病得很严重。这场病影响了她来中国的脚步,戴德生希望她康复后再来中国。有一天晚上,她跪在神面前祷告,她的内心听到了一个声音:‘如果你还想服侍我,回格拉斯哥去,把福音传给盐市那一带地方。’盐市是格拉斯哥最低俗、最邪恶的地方,大批小偷和败坏的女人集居在那一带。即使是一个男人,去这样的地方也不合适,上帝怎么会差遣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去那儿呢?没有人邀请,没有任何保护,也没有任何谋生手段,这会是上帝给我的旨意吗?其实她内心很挣扎,但是她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她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如果这路上,每一步都有你与我同行。主啊,我不能独自前往,无论什么时候,当我感觉不到你的同在和你的能力,我将拒绝前行。’随后,她回到了自己家乡格拉斯哥,她每天去盐市照顾那里的孤儿、穷人和病人。她的健康恢复后,她去更远的地方照顾那些流浪的人,向他们传福音。曹明道一共在家乡服侍了三年半的时间,带领两个人悔改。不过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她学会了依靠上帝,过信心的生活,为她后来在温州的服侍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1869年,上帝再一次呼召她前往中国,不过这次是曹雅直向她求婚,她来温州一方面是结婚,另一方面是上帝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她来温州宣教。
    
    二、勇士归来
    
    (注:关于曹雅直夫妻共同宣教历史上次简略分享过,这次我直接从曹雅直死后,曹明道再次来温州开始。)
    
    1889年11月28日曹明道和几位年轻女传教士同往中国,1890年2月4日抵达温州,苏慧廉夫人和几位内地会的同工迎接她们的到来。温州的信徒听说曹明道回温州之后,很多偏远地方的信徒都跑到城里看她,场面实在感人。曹明道在回忆录记载:‘信徒们进到他的书房,看到他们至爱的牧师的画像,眼泪总是夺眶而出,泣啜着说:“这就是他啊!不能再和我们说话了。”“要是再回来和我们待几年多好啊!”许多人都这么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被人深深地爱着、思念着。我每天都向神祈求:“神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让我能像一位母亲,牧养这群失去牧人的羊。”’与她一起来温州的女传教士鲍金花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到达温州的那个场景。当地信徒听到了汽笛声,我们一下船,他们就围在了夫人周围。到了处住,发现客厅里早已挤了一屋子人。很多人都在失声痛哭,夫人坐在人群中间,他们握着夫人的手哭,夫人也为他们哭,场面真是感人。这种境况一直持续了一周。那是令人心碎的一周。当地信徒从周边各处乡村赶来,很多人步行几十里赶过来。他们都进到书房去看那幅如真人大小的曹雅直先生的画像,一看画像,他们的眼泪夺眶而出。你想象不出他们有多么爱戴敬重夫人。他们也是一群好人,甚至从长相上,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基督徒。’
    
    曹明道回温州后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收留瞎子和孤寡老人。在教堂里住着七、八个瞎子和无依无靠的人,供给他们的生活的需要。1890年9月19日,鲍金花记录了有五人受洗,其中有一位妇女是瞎子,曹明道将她接到了‘老年寡妇之家’。另外她还创办了‘老人贫民救济所’,资金全部是在温州本地募捐。在温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中记载了内地会在温州创办的‘老人贫民救济所’。可见,这事工对当时的温州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曹雅直成立了义务布道团,她回来后健全了义务布道团,这义务布道团也就是温州教会史上比较独特的义工派单制。这种义工传道的形成主要是全职同工缺乏,温州各地方信徒不断的增加。特别是偏远的农村教会,急需传道人,但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曹明道就呼召教会里那些有神呼召的人起来去牧养农村教会,他们同一至周五工作,周六半天和周日全天出去传福音,由教会支付路费。一时有14个人起来,组成了义务布道团。这些人经过一个月的圣经培训,就被教会差派前往农村教会传道,并且每年定期对他们进行培训、试讲、考核、点评等。(反思:曹明道成立义务布道团,主要的目的是配合全职传道人牧养教会,义工为副,全职为主。今天温州各牧区派工制与曹明道制定的义务布道团目的完全不同,笔者认为现在温州各牧区反而以义工为主,全职为副。牧养教会责任全部落在义工的身上,然而这些义工根本不了解这些教会信徒的生命状况。)
    
    第三、男子培训学校:住校生七位,通校生十位,自费生一位。办学的主要目的是给已经信主的年轻人受教育,训练他们成为本地的传道人。学制两年。
    
    第四、巡回布道:(具体详见《二十六年,第十五章》)。她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住上两三天,每天都在教会里讲道。笔者认为这是温州各地每年两次培灵聚会的雏形。曹明道记载了一次永嘉霞嵊巡回布道日记:1891年11月17日,我们一行人,有鲍金花小姐、牧师、厨师,还有我,11日(星期三)晚上10点钟乘船从温州出发,本该第二天天亮就可到达目的地。但那天夜里风大,又是顶风,又因撑船的船夫吸大烟,我们的计划完全落空,天亮时,我们的船离开温州才走了22.4里。我们想办法找了个挑夫,准备步行,弄到上午9点才又动身,计划那天走一半路程。两点钟,来到一个慕道友家里,他热情邀请我们在他家住上一晚,给村民们传福音,我们没有推却。尽管这里离我们计划投宿的地方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到了他家,刚一落座,我们就被好奇的村民团团围住,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外国女人。我试过一两次,想给他们说话,但他们太兴奋了,根本听不进去。我让他们先回家,吃过晚饭,哄孩子睡了再来。我们虽然这样约请他们,并没预备好怎么招架。一碗茶还没喝完,一大群人又聚拢来,男女老少都有,把屋子挤得满登登的。他们人挨人,挤过来挤过去,叫人看着害怕。屋里灯光又暗,外边的人拼命往里挤,想看我们一眼。屋里屋外,人声鼎沸。我试了三次,想给他们说话,但都没用,只能放弃,希望传道人能让他们安静一点,给他们讲讲福音。我们上楼进到睡觉的房间,要把灯熄了,那些妇女又跟上来。我们听着楼下的噪杂声,心里“砰砰”直跳,看来传道人也没法让他们听道。这样乱了一两个小时,才平静了一点。但没过多大会,他们又拿着火把上来,把火把插在隔墙上。最后我们说,我们确实都上床睡觉了。他们这才作罢。次日早晨出发前,我们才组织了一个安静有序的聚会。
    
    又走了六个半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这次旅程的终点。这里人迎接我们很热烈,信徒们不知从哪里知道我们要来,都跑到路上迎我们,个个脸上喜气洋洋。他们带我们上楼到聚会的地方,这里已辟为一个小教堂。进到里面一看,我们眼前一亮,不禁为教堂的布局感到欣慰:前面一张讲桌,三排凳子摆得整整齐齐,大约可坐45人。墙上挂着圣经金句,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登山宝训等经文。要知道,就在去年,这里还是魔鬼掌控的地方。这些景象真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
    
    我们在这里几天过得都很好,早晨晚上的读经会很安静,有三十多人参加。主日礼拜的三场聚会也很正常,和其它地方一样安静,有秩序。今天,一位盲人弟兄受洗。本地的信徒都能见证他信主后生命的改变,他对基督信仰也非常清楚,心里充满光明,获得大家一致认可。就在附近的清澈山泉里,他接受洗礼。
    
    昨天我们去了一个地方,离这里22.4里,福音的种子刚刚在那里发芽。接待我们住宿的那家小儿子和一位热心的姊妹每个主日都来这里讲道。我们欣喜地发现,有七八个人对真理感兴趣。一到那里,我们却遇到了一件让人十分失望的事。一个81岁高龄的老妇人,原来大家在她家聚会,现在突然又去拜偶像,不让在她家聚会了。原因是她大儿子离家外出已经两年了,如今回来了,发现母亲竟然信了“番人教”,十分生气。老妇人为了取悦儿子,就放弃了信仰。多可怜的妇人啊!看着她,黄土都埋到脖子了,对自己的灵魂得救却一点也不在乎,真令人悲哀。另一家,就是这个老妇人的邻居,愿意提供房子,让我们在他家聚会,使聚会不至于停止。我坚信,福音会在这里传开,会有更多的人降伏在救主面前。
    
    今天下午的经历有点像小说一样具有戏剧性。我们应邀去一家拜访这家女主人。她丈夫好像着了魔,去年还带头迫害基督徒,要把基督教从这个地方赶出去。我们自然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她家也受到很友好的接待。我们也向她诉说以前的苦衷,但没提那些伤痛。这位老妇人见到我们好像很高兴,拉着我们的手,给我们沏茶,拿花生吃,还领我们上山看风景。我们相信,这次拜访一定会带来好结果,能让他们更友善地对待那些贫穷而又受歧视的信徒。在这里,我们已经受到家家户户的欢迎。
    
    11月21日,温州。——我们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参加了这里的第一场基督徒婚礼。婚礼上十分嘈杂、混乱,村里所有的人都跑来了,有上百口人过来看我们吃饭。
    
    次日,18号,大概下午1点启程回家,半路上在一个村庄投宿一夜。那天晚上,很多人跑来看
    
    我们这些“番人”,听“番人”说话。我们尽量让他们安静一些,好给他们传讲福音。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我们又上路了,大概下午5点到家。一回到家,就感到还是家舒服啊!我们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家里都还正常。请为霞嵊的事工祷告,求神保守那里的福音越来越兴旺。(注:《二十六年》多次记录曹明道去霞嵊传福音,这里也是内地会在永嘉的一个宣教中心站)
    
    第五、正月布道(一对一布道):差派传道人两人一组去传福音。1914年1月26日(星期一)刚好旧历年初一,趁着整周放假过年,温州城内中、南和西三堂,约有70位男女信徒,两三人一组作伴,先在城内街道上(图24)、然后逐家、再到城外农村,分发福音单张,和售卖福音书,共分发了2,500份。1月30日(星期六)下午,全体回到会堂作报告,不少反应非常好,像不常开口传福音的,也找到听众。2月初接着举行培灵会和圣经学校(图25),特别强调传福音,教导并推行个人布道,尤其是采取一领一方式,鼓励信徒邀请一位未信者来教会布道会做开始。
    
    2月14日(星期六)下午4时,在中堂专题讲道后,约有50名来自城内三堂、属于「一领一福音队」(One by One Band)的成员,立志要做300日传福音工作。有些却以献金代替工作,把献金用来支持外出传福音者一切费用;也有些团员因缺席而无法表态,但希望继续有份参与。无论如何,由两、三位弟兄提出这样做,已经令人受鼓舞,因为立志用这么多时间去传福音,实在是温州的创新。亦以整个宣教区来看,唯一可能在有限时间内,将福音传遍全区,尤其是各地传道人不足,能够把各地传道人和信徒,与城内团员联合组成两、三组福音队,便能把福音传遍全区了。
    
    到了1892年,教会的年度总结报告:本年度共有二十九人受洗,全年信徒奉献七十美元。主日平均聚会人数120人,圣餐聚会约有三百人。在温州城里,主日下午分六个班学习不同课程。
    
    内地会内部有这样的评价:温州的工作是浙江省最好的工作之一,无论是数量、果效,或是灵命的进展。
    
    三、最后的离别
    
    1895年3月12日,温州内地会为曹明道举行了一个隆重的50岁生日,同时庆祝她来温州传教25周年。温州各地方教会派代表参加,共计400人参加寿宴。生日礼拜由循道会苏慧廉主持,回顾她二十五年在温州的服侍,如今在温州由3000多信徒。苏慧廉劝勉大家在未来二十五年里,将会有30多倍的人信靠神。
    
    1895年秋曹明道健康出现恶化,医生勒令她必须回国治疗,但是温州本地信徒都不希望她回去,主要原因就是教会没有人能接替她的工作。医生对他们说‘要么让她现在回去,要么就永远回不去了。’信徒只能说‘愿上帝的旨意成全’。曹明道这样记载了与温州信徒离别的场景:大家知道不能再见到我了,都很失望、忧伤。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控制住情绪,我会在主日早上试着去教堂,和大家再见一面。那天,也许是大家心情太迫切,教堂里早早挤满了人。我被抬上讲台,看见亲爱的姊妹们哭得眼睛红肿,我心里仅剩下的一点勇气也没有了。为了让我能给他们再讲一次道,大家做了很多祷告,我强撑了10分钟跟大家分享了神前天给我的信息。随后,我被抬下讲台,全体起立,目送我离开,没有一个人哭鼻子。
    
    1895年春季内地会派伍德曼夫妇来温州接班,但是在本年的十月份他们得了传染病,在同一天先后离世。另外很多传教士都在场瘟疫中死去,故此1895年被称为温州内地会的苦难年。本地蒋宝仁牧师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担任温州内地会代理负责人。一年后,曹明道重返温州,一直服侍到1917年,才将棒子交给衡平均牧师。正是接任是1916年,曹明道1917年底才离开温州,同年温州内地会举行50周年庆,也是曹明道正式退休告别会(另有资料认为1907年曹明道已将宣教工作移交给衡平均牧师),1916年衡平均牧师接任温州内地会监督职分。从史料来看,曹明道最后一次来温州(1897),一直到1917年离开温州,共二十年主持温州内地会工作,这二十年她主要作些什么呢?1897年曹明道温州宣教回忆录在美国出版,这本书以1895年所发生的瘟疫和死亡为结束。全书的结尾:有人说:“上帝安葬祂的工人,但继续祂的工作。”不用我们,上帝仍然可以动工,但祂还是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些“愚拙的人”拯救灵魂。谁愿意做祂的使者,将祂的信息传到地极?地上的黑暗之处依然是强暴的居所,但宣教的人生是无比喜乐的人生。当看到灵魂重生得救,进入天国,有什么喜乐能胜过这种喜乐呢?也许,在任何国家宣教也比不上在中国宣教能得到更大的回报。是的,这个国家的人不讲卫生、不讲信用,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冷酷残忍。尽管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中有这样那样不可爱的地方,但我可以为他们作见证,他们奉献的热情、忠诚和忍耐是别的任何国家也比不了的,包括我们亲爱的祖国英国。我仍然希望在他们中间度过我余生的年日,尽管大部分责任和担子要转到年轻一代的肩上。
    
    从这本回忆录来看,从1897-1917共二十年时间里,她的重心是在培养年轻人,寻找教会的接班人。虽然史料记载她的事工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她已经将重心放在接班人的身上,这也是一代教会领袖最可贵的地方。教会的领袖不是永远唱主角,虽然是主角却在特殊时期成为配角,培育主角。笔者认为曹明道最后的二十年在温州默默无闻的服侍这些教会未来的领袖,另外对温州教会合一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1902年开始,曹明道出席在美国和加拿大,成为内地会在这两个地区的代理事工。1917年退休后定居在加拿大的多伦多。1922年1月24日,周二,曹明道安息主怀。葬礼在多伦多的中国内地会之家举行,内地会北美版的亿万华民发表《一个忠诚和结果子的人生》一文纪念她的一生。
    
    讨论问题:1、温州地区派工制度的利与弊?
    
    第五节:偕我公会入温州的开拓者:李华庆牧师
    
    1、生平
    
    李华庆牧师(另译李应克)于1855年5月出生在英国沃特利镇,小时候参加偕我公会的主日学校。十七岁时正式成为该教会的会友。他做事力求完美,于是被教会列入本地传道人的培养计划。但是他对海外宣教有负担,主动向教会申请往海外宣教。经过一系列的考核,他的申请被接纳,派往中国的温州。1877年8月从英国启程,10月抵达宁波。《偕我公会杂志》(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1878年卷上刊载了一封李华庆当年2月5日在宁波给英国差会干事谢菲尔德•布谢尔(Sheffield Bushell)牧师的信,汇报了自己的温州首途:
    
    自上次给你去信后,我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又增加了些,当然它是既危险又有趣的。我是去年12月11日离开宁波前往温州的,走的是陆路。13日那天,我们横穿象山港,那是个仅有二十英里宽的海湾。很不幸,在这里遭到了海盗的追击。不过通过改变航线,并拜海风所赐,我们终于安全上岸,尽管不是原计划的目的地。同船的人,八九十个本地人下船后马上就消失在山中,渡船也随即消失在大海里。不过,我们(也就我与一个随从)有上帝庇护,现还平安。
    
    曾以为只要登陆后就会安然无恙,但之后的两天,即我们抵达石浦——我们教会在这里有个聚会点——整整有六个小时(我根本不可能外出去雇一条船,以继续我的旅行),我被人群围堵在这里。这个租借的我的避难所,遭受了前后左右飞来的石头雨点般的袭击。幸亏玻璃在中国还是稀罕之物,因此没有造成多少实质的破坏。近暮时分,租房子给我们的房东终于成功雇到一条船,我很高兴,他也一样。因为风雨不停的天气,在台州停留了十天后,我终于以饱满的精神及良好的身体抵达温州。温州是个美丽的大城市,据说有五十万人口。它距外海比宁波还近很多,因此非常适合贸易。尽管这里有极大的需求,但福音的旗帜在城里几乎还没有展开。受差会的委任,我将要在这里开展工作,并为此竭尽全力。在内地会蔡文才先生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了一个住处,可用十年,花了三百八十个墨西哥元。当然,还得另外开支一百,以便根据英国人的想法改造得妥帖。因为地处城市正中,如若有一天不做寓所了,也很适合开办学堂。
    
    我打算很快就返回温州,从宁波请来的老师几乎没有用,因为两地的方言差别太大了。当这封信到达你手中的时候,我希望我已安顿下来并努力学习温州话。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在回宁波的路上,河道都结冰了。我们只能放弃坐船,在雪地里步行到下一个城市。尽管天气及周遭的环境如此恶劣,我还是为能健康并平安返回而心存感激。
    
    根据此信,我们大约可以猜测,李华庆是1877年12月11日从宁波出发前往温州,他抵达温州的时间是12月下旬。
    
    1878年,李华庆将租来的房子改建成教堂和一间教室。在期间他的未婚妻露西•克罗夫特从英国来到温州,当她抵达温州时,李华庆已经病倒。他们决定推迟婚礼,期待身体健康。但是李华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当时温州没有西医,他们去宁波治病,1881年6月8日病逝在宁波,年仅二十六岁。在墓园里,他的同事为他坚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二、评价
    
    李华庆在温州的宣教只有三年,但是的工作得到季理斐高的评价‘李牧师不顾自己健康,努力工作,短短三年中打好根基。’1882年6月,偕我公会年度报告关于温州教区这样写到:“本地传道人:2人;信徒:26人;慕道友:32人;教堂:1座;主日学:1所,学生10人,老师1人。”
    
    1882年12月本地传道人将福音传入乐清虹桥。据《江北各教会简史》记载:约在1880年村民叶成四(他有兄弟四人,成兴、成连、成三、成四,为叶欣乐弟兄的五世祖),因作小生意经常到温州采购货物,与信耶稣的人有业务关系,经介绍到城西嘉会里巷教堂听洋人李华庆牧师讲道,接受救恩,成为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在江北岸发展的第一位信徒。1883年循道公会便在伢郎桥设立了第一个聚会点,人数约30来人,临时负责人叶成四,主日每月派二周圣餐日到城西堂,另一周是祷告会。永嘉江北的牙郎桥教会是永嘉第一间偕我公会教会。这些福音的果子虽然是李华庆蒙召归天之后发生的事,但都是他在这片土地上所结的果子。
    
    温州教会简史(9):
    
    自立教会(1907)
    
    教会的自立运动源起‘教案’,或者说自立运动是中国基督徒对教案一种回应:中国基督教摘掉‘洋教’帽子。段琦在《奋进的历程》带有‘官方’性认为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原因有三:一、列强及基督教各差会在义和团运动后改变了某些做法,调整了传教的策略。二、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对基督教的发展有利,而基督教在促进这些变化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三、中国基督徒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这也迫使西方基督教各差会更意识到应让中国人自办教会,也就是中国教会必须中国化。莫法有教授在《温州基督教史》提到另一点原因,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一、温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温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源起上海立自运动的影响。1903年,上海长老会的俞国桢牧师在本会信徒的支持下,宣布本会的教堂经济自立,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改名闸北自立长老会堂。1906年春,正式宣布成立自立会,定名‘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自治、自传、自养)。该会简章有九条:我们举其中第一条来看,本会之设,由各会华教友,忧教案之烈,悲外患之日亟,为消弭挽救而组织,具有爱教爱国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故定名耶稣教自立会。
    上海创立自立会消息传到温州的平阳,立即引起了内地会一些传道人兴趣,如城关的黄时中、姜铭臣、北港的林湄川、吕信真等,他们互相联络,决定委派林湄川和黄时中去上海学习。他们到上海后受到了俞国桢的接见,受俞国桢教导后,回到平阳大力宣传自立会。
    
    1907年,林湄川、黄时中等人正式脱离内地会,在昆阳仙坛寺下姜铭臣家和坡南李日廷家建立耶稣教自立会,接着平阳其它地方信徒纷纷脱离内地会,加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这些聚会点在推进自立运动的同时,还应响孙中山的号召,开展禁鸦片、戒赌博、剪发、放缠足等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三年后,平阳自立会发展到40多个堂点,信徒2000多人。另外政府批准登记,平阳耶稣教自立会分会正式成立,总堂设在昆阳南门。
    
    1912年6月,俞国桢牧师专程到平阳,按立范志笃、林湄川为宣道师,并深入各堂点开展布道会,为105慕道友施洗。回沪时,途经温州市区,找有关信徒商议建立温州市区耶稣教自立会事谊。本年11月,内地会梁景山、谢雨仁、李成修、谢楚廷等十人在施水寮十六号举行聚会,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分会,梁景山任会长。两年后,耶稣教自立会在温州建立11分会,共有信徒800人。1914年7月,在乘凉桥买下一幢民房,改建成教堂,可容500人聚会。10月25日,俞国桢专程参加献堂礼拜,共有400多人参加了庆典,在献堂礼拜之后按立梁景山等人为宣道师,并宣布温属总会正式成立。
    
    另外市区边上的瑞安、乐清、永嘉、青田等地内地会均有信徒脱离,加入耶稣教自立会。1916年11月26日,俞国桢在平阳昆阳南门堂召开全县代表大会,共有5000人参加,会上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平阳分总会’,按立林湄川、范志泉为牧师及其他等人圣职。
    
    1920年6月28-7月2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共有十六个省份,120多人出席会议。会上选出林湄川为全国总会副会长兼平阳分会会长。另外大会更名自立会为中国基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下辖七个教区,其中温州为一教区,平阳和福建为一教区。两个教区信徒总数占全国总会的一半,由此可见,温州自立会在全国地位之重要性。
    进入二十年代后,温州教区发展迅速,分会增加至35个。比如永嘉:七都门前沙,乐清乐成、盐盆、南岸等加入了自立会。1938年,温属总会扩建教堂,在市区松台山购得五亩地基,建堂经费均来自信徒的奉献,其中本会温州企业家吴百享个人奉献三万多元,教堂竣工后取名‘永光堂’。教堂设施齐全,故在本堂创办圣经学校,聘请上海的林景担任校务,1945年请宁波伯特利圣经学院的侯仁芳、黄福祥担任教务和永光圣经学校的工作。至1949年前夕,全教区有三十五个分会,共分八个联区,一万多信徒,牧师三人,教师十四人。永嘉共占两个联区:楠溪联区和西溪联区。
    
    另外温属总会还创建永光小学。
    平阳分总会至解放前,共有七个联区,83个分会,信徒13450人,牧师8人,教师78人。在1946年,创建了平野学道院培养教会的传道人。
    
    二、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是全国性的自立会,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是温州地区性的自立会。他的发起人是尤树勋牧师。因此,我们要了解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先从尤树勋牧师的生平开始。
    
    1、尤树勋与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尤树勋教名路得,字建人。他出生于温州市一个贫寒的基督徒家庭,就读教会学校,小学毕业后随父亲学打篾的手艺,他以打米筛出名。他在信仰上虔诚,一边打篾一边读圣经。传教士包莅茂发现这位少年人天资聪明、好学、信仰虔诚,推荐他去艺文学堂读书。毕业后又被教会送往金陵神学院深造,神学毕业后返回温州,成为循道公会活跃的传道人,后被按立为牧师。1920年调任温州城西教堂。
    
    1925年5月,尤树勋牧师(三十三岁)代表温州循道公会(此时更名:圣道公会)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徒协进会年会。在上海期间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看到了中英巡捕房的不作为,他心中愤慨,心中的民族之火被点燃。其实尤树勋没有经历‘五卅惨案’之前,就是一位满腔爱国热情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给五个孩子取名就可以得知。他的孩子分别叫:振中、振华、振民、振国、振兴,如果上帝再给他一个孩子,他肯定会取‘振起’。合起来就是‘中华民国兴起’。透过这些名字,我们就可得知他的爱国情结。五卅惨案不过只是一根导火线,引爆了他内心中的‘爱国炸弹’。他回温州后立即召集教牧人员及信徒代表二十多人,去见圣道公会的传教士及总负责人海和德,提出三点要求:1、代电英领事,请他们秉公从速解决此案。2、发表宣言反对英人暴行。3、允许教会自立,由中国人自已办教会。海和德回复说‘你们切勿以我英国人有错,此惨案实由华人自取其咎,因华人受赤俄的迷惑,忧乱租界的治安,捕兵开枪实属正当防卫,何过错之有?’所请拍电英领事一节,不能照行。尤树勋得不到传教士海和德的答复后,恼怒离开后,便脱离了圣道公会,创建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暂时在八字桥属圣道公会教堂聚会,选出李筱波医生为会长、陈启梅为长老,自任牧师。尤树勋还编写《教会自立之预备》一书,赠送各县200多间教堂。
    
    同时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宣传,此时温州的中国共产党‘温独支’发展缓慢,据1926年11月20日的报告,本会在这月里的工作,比前月形式上稍静些,但实际上还有一些进步,只因浙局变化又变化,进展得很少,一般人太安份了。尤树勋从上海回来后,郑恻尘就主动联系他,尤树勋的民族情结和共产党的革命不谋而合,他们组成了救亡十人团,他被分配在宣传组,将‘五卅惨案’的真相向各界报告。由于自立会聚会的地方属于圣道公会,海和德不同意做自立会场所,于是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帮助下租到沧河巷58号一处两间半平房作为教堂。1925年7月自立会在沧河巷举行献堂礼拜,这天‘温独支’领导郑恻尘亲临现场,并发表演讲,题《自立会与革命事业》。在教堂的门口挂起了两个牌子:爱国爱教、收回教权。
    
    沈迦在《寻找苏慧廉》考证了这段历史,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以‘五卅惨案’反帝爱国运动为契机,把推行教会自立活动,作为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动员各界予以支持。同时深入细致地做好尤树勋的思想工作,在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1926年11月6日,尤树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十二名成员之一。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实属罕见。从此以后,尤树勋的思想境界更高了,胆子更壮了,推行自立活动更积极,更自觉了。他经常与独立支部人员一起深入各县,一面做革命的秘密工作,酝酿组织农会,一面到各教堂讲道,传达五卅惨案各地反帝爱国活动情况。
    
    1927年,民国政府发起‘清党运动’,尤树勋逃避上海,后受聘上海天恩堂任牧师。在天恩堂任职十年,抗战胜利后在中华基督教勉励会任总于事,直到1958年入狱。原因:他与各地教会联系,知道各地有人饿死,于是向三自会及政府反映情况,后被打成右派,以反革命罪入狱十年。1972年死于狱中。前文提到的胡识因,后因托派、脱党、叛徒等罪名,去世时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她料理后事。
    
    2、自立会的发展
    
    尤树勋牧师逃走后,自立会由季源泉和胡归耶接任。温州各地爱国的基督徒纷纷响应,脱离圣道公会,加入自立会。到了1935年,会众近千人。各县都建立了自立会,多达四十个,比如:下岙堂、丽田,永嘉五尺、枫林、郑山、岩坦、表山、乌牛西岙(号称和尚堂),乐清湖头、寺前、象山、北山前(尼姑堂)等。至1949年,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辖有五个分区,109年分堂,信徒人数15000多。
    
    3、传教士的回应
    
    1926年苏慧廉来温州探访,刚好尤树勋脱离圣道公会、艺文学校分崩离析之际。苏慧廉明显感到温州这种不友善的气氛,在他这样写到‘温州,一股不公正的针对艺文学堂的联合抵制活动正被政治化。如同中国其他英国学校一样,它是无辜的,与发生在上海的不幸事件毫无关联。’1926年5月9日苏慧廉离开温州前往上海,他前脚刚走,尤树勋在《瓯海公学》发表了《英牧师在温州宣传亡中国之术》文章,本文回顾1925年以来,西方传教士对教会自立活动的忌恨,进一步看清了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军舰武力为后盾,以金钱为诱饵,名为传教实为推行殖民主义的真实面目。
    
    苏慧廉应该没有读到尤树勋的这篇文章,他回国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回顾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题《差会与中国》:对于中国人基于理性和正义的爱国主义,我们大不列颠民族给予极大的同情。不过一个没有自尊的民族只会盲目于‘主权权力’,而无视根本的‘主权义务’。今日中国遗憾地丧失了这些‘义务’,不仅对中国人,也对外国人。······举一个例子,就说温州吧,为了将它发展成为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我已经谋划了超过三十年。我的同事,包括中国和英国的,都一直为此不懈努力。我曾反复对中国教会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当他们的‘保姆’。如今,自治能力超过温州的,在中国几乎没有。······对于未来,明智的人都不愿去干涉中国或中国教会。就我们而言,只要有人能胜任中国教会的工作,我们非常乐意双手将其奉上,绝不吝啬及勉强。······对于教会而言,谁才是‘中国教会人’呢?仅是那些年轻、急躁的政治家,还是那些自说自话推选出来的人?我们怎么能接受绝少数人为权力而争闹不休。······当我们的职责结束之际,显而易见且不容忽视的是,所有的教内兄弟姐妹,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都要忠诚地团结在一起。
    
    三、温州基督徒聚会处
    
    1922年王载和倪柝声在福建创立,他们否认自已属于任何宗派,只奉主的名聚会,刚开始没有名字,后来要登记,就用了基督徒聚会处。该会的特点如下:
    1、主张脱离宗派,由每一城镇的基督徒建立一个独立的地方性教会。
    2、传道人员不采用传统的主教制或牧师制,信徒悉称兄弟姊妹,专职传道称“同工”,管理地方性教会教务者称“长老”,长老下设执事。
    3、圣餐礼名为“擘饼聚会”,每星期日举行,同工、长老、执事甚至一般信徒都可主持;
    4、不随从圣经没有规定的圣诞节、复活节等教会节期,不用圣像,十字架标记等装饰聚会场所。
    5、女信徒在参加聚会时要“蒙头”(戴帽)表示顺服神的权柄。
    
    1926年基督徒聚会处由福建传入苍南、平阳,其中王雨亭、张悟生等人脱离内地会加入基督徒聚会处。1930年传入市区,内地会、圣道公会均有信徒加入。抗战时期是温州地区基督教聚会处发展的鼎盛阶段。上海聚会处主要同工之一李常受,张愚之等人会多次到苍南的马站、江南、南港等地视察指导,召集特别聚会,培养青年,发展信徒,从而苍南县聚会处便成了整个浙南地区聚会处的活动中心,辖温州市区,永嘉、乐清、瑞安、文成、泰顺及闽北福鼎等县。
    
    基督徒聚会处是三大自立会发展最快的教会,到解放前夕共建立教会200多间,信徒人数达近两万。其中瑞安、龙湾等地人数最多。
    
    四、关于自立会成立的一点感想
    
    1、自立会是中国基督徒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产物,如果我们读中国近代史,反帝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支柱,或者说是一种政治性的产物。由此可见,自立会其实是教会被政治影响的结果,是中国基督徒在政治主导下,要求中国基督徒在教会有自主权,却忽略了教会并不是某人的教会、某个国家的教会,教会是属于神的。
    
    2、有形的教会在地上并不完全,我们不得不承认新教传统中有一种‘分裂’的疾病存在,但是神在‘有病’的教会掌权,好像某些有私心的人控制了教会,但是神在人掌权的教会掌权,教会在地上得以复兴。比如乐清的北山前教会,1922年本村的陈英母亲因家境不顺信主,当时去象山聚会,大约在1930年北山前已有十几位信徒,并设立聚会点。后来周边的几个村也有人信耶稣,信的人就越来越多,1939年计划建造教堂。到解放前夕约有一百多信徒,从北山前分出小支会有六个。
    
    转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0d26291f0102w51c.html
    来源:胡归原博客 http://blog.sina.com.cn/jiaozong777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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