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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感觉日本学术的气节(访日随笔B)
(博讯北京时间2021年3月25日 来稿)
    
    存同存异,不辞大义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日本政府一所权威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而中国问题自然也是其中重点。我们将在此举行中日两方的正式会面,进行学术与思想对话,这也是此行访问日本的重头戏。由研究所牵头的这次交流,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从讨论话题到参与学者,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中日关系,一直是仅次中美的重要国际关系。彼此间存在的历史问题,自然被不断地被关注却又没让人完全放下心。从制度层面到民间社会,都存在着障碍。
    
    此日是日本的令和元年11月27日。主持研讨的,是日本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日中关系问题研究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先生。其他几位分别是东京大学的川岛真教授、法政大学的菱田雅晴教授、津田塾大学的中村元哉教授以及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角崎信也研究员。这是一个颇为可观的学术阵容,即便是搜索中国的百度,也可以看到这其中几位学者的活跃身影和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一句话,东道主是非常认真地对待和筹备这次思想对话的。
    
    当我和常凯教授到达会场时,日方诸位已在等候着客人。他们全部着的都是清一色的西服,正式而端庄。除学者外,还配有俩位高级翻译、三位研究所事务局人员及现场记录员。会议室的标签、资料、书写工具等也都相当齐备。每一次与日本朋友会谈,不管是集体还是单个的,都会感觉到对方的郑重其事,一丝不苟!此番周全安排,体现出对我方到访的重视。他们,可属那种善于抢时间、重程序、讲效率的现代族群,公务更是行事规范、态度严谨。
    
    已近“随心所欲”之年、头发花白的天儿慧先生,看上去容无秋色,神采依然。一段不短的开场白,表示了对中国朋友的热情欢迎。这位被外界称为“日本头号中国问题专家”的历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是多方面的。从他所撰的《中国是威胁吗?》《中国——脱变的社会主义大国》《邓小平》《中日交流的四个半世纪》 《现代中国——过渡期的政治社会》及《等身大的中国》等著作的书名上看,就大约知道他对中国有多么深入的关注与研究。
    
    天儿慧是一个喜欢谈本质问题的学者,开门见山地提出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概念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国家理念、根本制度与现代文化的差异,都使双方无法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形成共识。这些年彼此交流虽不断,但学者间沟通也有较大局限性,流于表面化。他认为,日中之间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更应该看到双方共同点或对彼此的再认识。并且,他还特别强调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作为教材核准负责人之一,他为还原侵略真相竭尽着全力!
    
    中日文化同源,儒家仅存的某些优质传统,对亚洲人特别是学者还是有着结实的心理影响,尤其在日本社会,某种传承令人叹为观止!天儿慧教授是坚持客观看待历史、理性研究中国,并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学者。他极力主张“求同存异”与“互利共赢”。对于在中国特别纷扰不尽的历史教科书,他今天告诉我们:虽有七个报审的相关不同版本,但文部省在最终审核并通过入编的课本中,都未改变“侵华战争”这一基本的事实,这属于历史真相!
    
    无须讳言,日本存在的极右翼势力,也多少阻碍着中日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对中国问题上,或出于复杂的“东京审判”历史背景与战败心理,他们不情愿承认那场战争就是侵略行径,或为这此危害世界和平的军国主义扩张行为做辩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出于政治智慧而保留了天皇的象征性地位,就可以使其战争的性质有所改变。日本的知识界主流认清了这一点,而日本的绝大多数民众也是更加趋向理智思考的,他们同样现实地承认了这一点。
    
    为让日本的年轻世代也了解这段真实历史,使国家能够持久一种文明的思维与生存方式,作为日本知识界的一种良心,天儿慧等一批学者坚持对历史的尊重,在教科书上很下功夫,客观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念、人文立场,为年轻一代提供国家以往清晰的教训与经验。实际上,他们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艰辛努力,这一点许多中国国民也未必了解。而日本实现了现代性转型,成为一个全面更新进步的民主国家,大多数中国人更是未必完全清晰。
    
    若回头再看,日本民族从来就善于向外借鉴。举一我福建闽东老家的典型史例:在霞浦市郊赤岸村,至今供奉着一尊日本僧人空海法师的塑像,每年有大量前往的日本朝拜者。这位公元8世纪的遣唐使,在中国长安学习佛教经典,并将佛经典籍带回,亦将佛教本土化,推动了日本的宗教助国的文明。至于较近的近代史,其开放与进取的程度就更是蔚为大观,令人为之瞠目。而相比之下的中国,自大、封闭或对抗、警惕的历史,构成了消极的形象。
    
    学术,该走出象牙塔
    
    菱田雅晴教授,以《日中关系改善中的情绪对立与克服》为题,道出了日中双方政府与民众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他今天带来了精心制作的PPT文档,精准地解读了发生在两国变动关系中受影响的情绪与态度变化。从年龄、性别到身份、阶层,从历史问题、现实事件到政治差异、国民感情,菱田的对照分析非常详实,很具说服力。其中两张PPT图片,即两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不同会面场合的合影。而某种表情颇具代表性的提醒,可谓意味深长。
    
    菱田先生曾对外表示:“政治可以妥协,经济可以再建,但感情伤了却很难办!”这里所指的“感情”,应该是民族间与国家间的。但现实中,人们的确也无法完全判断、更无法左右政治人物的决策思维与情感走向。日本的国民可以通过媒体和国会开干预朝政,而中国的民间意愿只能停留在民间,所有最重要或真实的情绪都只能是情绪,它也很难构成理性的力量来决定国际间的某种关系。即便爱国的情绪,也只有在文化或政治的有限边缘上溜达。
    
    那种符合学术描述的国际关系的表情,大概并不属于真实的中国。这一点,我不知道在座的日本学者们是否已有过推测?但起码,他们会毫不忌讳地告诉客人,自己对政府或首相的态度是喜欢或不喜欢,也可坦率而公开地批评安倍的各项内外政策。当我们进入交流环节时,涉及到双方文化与政治语境的不同现实,就会发出某种会心一笑,包括翻译在内的所有人。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特殊敏感,有时也会给自己提供某种特别另类的诙谐空间。
    
    菱田还谈及一个他观察到的重要现象: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已从战后的好感变成今天的没兴趣或接近反感,当初那批年轻人如今变老了。但虽如此,他们还是希望日中关系有更好的转化。日本国民的整体,从情感上不喜欢中国,却在理性上指望日中关系保持和好。而虽中国对日本好感的人数在增多,在日本却没有什么变化。作为学者,他希望双方都能继续“接触理论”,通过媒体宣扬、信息传播、人员互访等多种形式来改善彼此间的感情互信。
    
    我发现,菱田教授也很在乎“中国逻辑”与“世界逻辑”的关系问题。似乎他认为,在日中之间,尚缺一种正常的国与国间的思考关联。或者说,如果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与一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互动,就必然会产生不稳定与不确定的结果。再者,威权主义加实用主义若过于强势与凸显,而不讲究一种现代政治的妥协艺术,也将导致国家间关系的异常。而民间的民族主义也会随之而泛滥。不过,这只是我个人对他零散观点的一种归纳,并非他的原话。
    
    这么多年有种困惑:中国的普通民众,对日本社会的了解似乎多止于表面,而知识界某些明白人虽几十年在努力,却也无法揭示深层原因,使学术探讨也可能局限于表层的所谓“专业领域”与应景局面。最近这几十年里,中国依靠开放改革的动力,吸收了全球的金融和利用自由市场,飞速发展使自己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奇迹般“巨大成功”情形之下,人们无法了解中国所付出的实际代价,或客观对待发展背后的社会重压。
    
    常凯教授的发言,从中日交流现状、问题、方向、策略以及劳动领域的互动进行了回顾,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自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与科技等援助十分可观,作用重大。但长期以来,许多民众似乎并不愿意去了解日本,包括对方客观的大力援助与支持,他们似乎只有一双很民族的雪亮眼睛。对此我也有同感,凤凰网也曾以《中国现代化离不开日本支持》为题,整理发表过我的相关观点,也遭到某些网民所谓“汉奸”的猛烈攻击。
    
    自1979年始,日本对华援助近2900亿人民币,占对华援助的66.9%,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从日本一共贷款了2000多亿人民币,实际中国使用是1.9万亿日元左右。而40年来,日本援建了359个万吨级以上大型船舶和码头、3842公里铁路电气化、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上海宝钢和虹桥机场桥······在非典期间,又援住医院131家并提供免费疫苗,派专家培训研制疫苗;汶川地震,日本政府也捐近500万美元支持灾后重建。
    
    这些数据应该通过宣传,让更多国民有所了解。这对努力建立全新的和睦紧邻关系,化解两国间的某种怨气、理性地淡化历史仇恨,着眼未来携手发展,都具有实际意义。常教授也认为,日本在文化与教育等领域的支持方面还相对欠缺。随着中国经济巨幅增长,彼此应该扩大交流,并尽可能从多方面拓展互惠。日本一些成熟制度,实际上也是适应于中国的局部改革,其中包括政府服务职能的转变、社会的劳动法律关系等等都是可以进行对接尝试。
    
    曾先后在九州大学、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等任教的常凯先生,对日本的情况了解比我丰富得多,对中日间交往存在的交往问题,也自然多有细心的观察。他认为许多重要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两国间出现误解与误判。而中方表现在民间的最大问题在于:“纠结历史,无视当下与忽视未来”。常凯教授还强调了一个问题的长期存在,即中方民间惟有单方面的不良历史记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日方长年的友好诚意,这也必然影响到现实中日关系的推动。
    
    常教授的想法,也说明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向现代性致敬,向西方,特别是日本学习,正是我个人这些年不曾动摇的想法。十几年间,接触了社会不同层面的角色、对关于日本的观察了解,使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从很差到很优的转变。差,就是军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甚嚣尘上,几乎接近毁灭了日本这个觉悟极早、隐忍极深、慧根极佳的伟大民族;而优,当然是恢复正常理性的历史表现:实行新“君主立宪”,接受现代政治理念彻底转型。
    
    中日二位学者的发言,也让我联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尽管两个国家之间一直摩擦不断,有时还掀起滔天巨浪,但是,人们似乎基本感受不到双方学者为此在忙绿什么?学术当然不是大众化的关注选项,可作为与国家生态相关的中日关系文化研究,的确不应只是象牙塔中的自我欣赏之物。对历史的变迁、现实的进步,这其中一切重大的客观变化,都需要给社会大众释放足够的真实信息。否则,宝贵的学术探索,只可能是极少数学者的“自娱自乐”。
    
    尊严,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著有《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也为中国的外交界、学术界所熟悉的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今日的话题可谓直截了当,涉及的日中历史应如何准确评判那场中日战争?他甚至提到了对“满州事件”与“918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具体客观的分析评价。正如外界评价的那样:他是安倍晋三“21世纪构想恳谈会”中“最中立务实的亚洲事务与中国问题专家”。从外表看,川岛真就给人一副精明能干的印象。他也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受欢迎的常客之一。
    
    在川岛真先生看来,日中历史至今依然存在关键的认知共识问题。在快速的翻译中,我努力地感受着他的想法:对日本的历史、教育、社会、媒体,人们应该从中去检讨自己,找到研究问题的正确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照和了解中国与世界。他似乎正在努力将日本史同中国史和世界史融为一体,以此重新研究近代史?他还认为,日中之间需要一种健康的历史文化交流。虽说审查历史教科书是困难的,也有其敏感性,其中还包含右翼的阻力。
    
    

    双方研讨间的一次合影
    
    客观上,我感觉中日之间短期能达到多少理想的共识是不易的。而在对待国家现实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双方的理解也是存在角度的偏差。抛开历史问题不涉,意识形态的纠结就够让人们喝一壶的。二战后形成的新型国家价值观与“日美同盟”的军事态势,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影响中日间关系的“文明冲突”。这复杂三角关系,还触及到重要的地区战略与安全平衡。既不慢待远亲,又要热络近邻,这种矛盾,中日学者当心知肚明,故显任重道远。
    
    中村元哉,原津田塾大学教授,据他说正在调往东京大学。这位感觉特别消瘦的学者,研究中国也颇有影响。他对中国的研究相当具体,此间交流的是关于“人的尊严”这一重要主题。他以中国文化与哲学为切入点,参照了人类文明史的背景。他从威严、威信、权威、品味进行历史事实的“确认”,再以“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和“宪法的尊严”的实践维度,给予全方位地剖析中国的尊严与现代文明的历史观,或叫一次人权发展的全观察。
    
    当然,在中村教授的阐述中,并没忘掉《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更大的宏观背景。在他的学术感觉里,1948年中国学界曾用“解放”来解释“尊严”这个概念是并不准确的,也许更适合解释为“有体面的生活”。这一点,我是赞同的。虽有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但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尊严就能同时得到保证。客观情况是:人们在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权也普遍都不具备。这与日本等现代性国家相比较,的确存在一种社会政治文明上的明显差异性。
    
    中村还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与落实人权和尊严之间的重要关系、意义。实际上,“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由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内容,似乎给新的政权准备了一份极好的国家文明指南。可惜,由于历史文化的局限性与个别领导人的现实错误决策,使一部宪法最终无法推进宪政、如同虚设,使人之“尊严”陷入文革的难堪境地!
    
    中村教授还提出:尊严和人权是什么概念,这是目前各个国家都在面对和讨论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谓“生命科技”的产生,是否已涉及到对人的尊严的伤害?显然,作为学者,中村关注的人权与尊严,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的现状与趋势。他还认为,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可以提出“全球性”的问题。虽没对具体问题展开说明,但可以看得出,他对一个经济总体量超过日本的中国,希望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我个人有种并不确切的感悟:要让西方(也包括日本)的知识界从骨子里承认中国,似乎并不容易。在我接触的国际学者和知识分子当中,他们非常在意的东西依然是自身的文明传承,而这种“传承”本身又兼具“现代性”。也许从学理上,他们也非常欣赏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历史归历史,中国人并未将古老的文明遗产进行去粗存精,再像欧洲文明那样,经过若干革命与文化的强烈锻造或洗礼,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思想价值营养。
    
    显然,当今世界面对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并非没一点根本的改观,甚至还有某种程度上的羡慕或忌惮。这个昔日强大称雄的东方帝国,因骄傲自满并闭关锁国而最终衰败,直至成为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可现如今“病夫”痊愈,似乎恢复了以往“力大无比”的壮汉身姿,且有了自己明明白白共谋人类未来的说法,谁又能不予以高度重视或能掉以轻心?但中国人自己也必要理解,财富是文明的构成却非惟一,优越的价值配置却必不可少!
    
    价值观,可靠的关系元素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角崎信也先生,虽是最后一个发言,但提交讨论的问题却是满满当当的!他给我印记深刻的是第一句话:“我原以为一直是做表层文章的,却不知道(今天)已接近深渊!”从这次双方交流内容看,的确有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对话特点,尤其是处在彼此进行意见交换的环节。确信翻译是准确的,大森喜久惠女士是我见过的中文讲得最标准、最流利的日本人,她也曾是安倍首相在华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日语翻译。
    
    角崎教授明确阐述“习近平时代”这个概念。他回顾了二战后的日中关系,是一直处于不稳定、不正常的关系持续中,其因在于牵涉到历史、领土、台湾及意识形态等等问题。自1976年后双方才获得改善的机遇。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动因在于:拥有了共同的敌人——苏联;中国对美国政策的需要——钳制美国;对经济支持的需要——日中已是伙伴关系;领导人的偏好——价值观;两国领导人的信赖关系。这些看法只是我的现场抓记,未必完全到位。
    
    对“习近平时代”,角崎也给出了五个相关特点的描述:一是中美关系使日中战略地位提升;二是习先生在党内地位的趋于稳定;三是日本经济下滑、美国压力增加而欲改善日中关系;四是在习执政后,民族主义不良影响有所控制;五是中国对舆论的强化,对日舆论也在改善。他还认为:日本不再是中国人怨恨的对象。并且,一旦日本的存在被感觉“微不足道”了,这还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角崎先生的观察与研究功课做得也够切实!
    
    角崎对当下的中日关系结论是:中国政府求大同存小异,而对主权、对关系都需要。当然,他也并不回避现实问题,而是指出了可能存在的关系风险。比如新一届政府的稳定性,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而台湾又是重中之重,风险最大!他对此表示,如何避免日中风险的发生,是他们一直关注的问题。现在,实际上还只是领导人和媒体在发挥作用。其实,两国的民间社会、知识分子间的交流互动也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角崎几乎把能想的都想到了。
    
    全场学术报告与思想交流下来,难免让我觉有点马到成功之喜悦。这是我自己一直期待的、双方开诚布公的又一场坦率对话,时间长度也将近四个小时,气氛也是严谨中带幽默,紧张间有轻松。偶尔,我也会插上一个中国的小故事调节一下,使得彼此更加自如亲切些。我被安排在最先发言,这可能是出于某种礼仪或尊重的需要。而我,也许是很期待这般打破拘谨而又平等的交流,对方又有非常值得尊敬的前辈,既感到某种受宠若惊又觉得如沐春风。
    
    我的交换主题是“构建中日未来新型关系的可能性”。的确,中日纠结、气不通顺,形成了某种硬疙瘩。我此次访问也想告诉日本学界的朋友,今日中国尽管有优越之处,却依然需要“以日为师”。在实现国家的现代性指标中,中国还有诸多短板急需补就。从普世的角度看,如果把中美关系视为“远亲”,那么,中日关系就是最具交往价值的“近邻”了。这里,中日文化同源值得追溯,而日本成功的社会转型,更是不可忽略的现代国家的流变样板。
    
    自近代始,中日彼此就有了文化各自不同的流向。一个国家的走向,往往取决于它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理想与意志。当人们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及戊戌变法相比较,就能明显的看出变革层次的差别与局限。在日本的政治上层,可以吸纳像福泽谕吉这样高屋建瓴的思想家们的治国理念,甚至吸纳林则徐、魏源等中国人有限的“放眼看世界”的著作观点。可是,清国的统治者并无这样的眼光、智慧与魄力来亲自变革中国的历史面相。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签订40余年。本人以为,尽管彼此间没什么大风大浪,但是,两个国家间也并未真正建立起完全的近邻互信。或者说,这种关系依旧是表层的、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政府与民间都存在不时紧张、偶尔冲突的非正常状态。历史教科书、诚恳道歉、靖国神社、钓鱼岛等,时常成为矛盾突发的导火索。针对这些问题,其实双方都缺乏有力的解决方式,或没能完全给予厘清其中原委或错误,包括文化的理解与对事实的尊重。
    
    或许,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我们之间无法实现在价值观、实体政治层面进行平等、完整、有效地对话现实。同时,日本的极端反华力量与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都多少在维持或升级着彼此的冷漠。在中日合作中,似乎也更多集中在人口老龄化、能源、环保与经济上,从而忽略了对更深度的其他关系探源,对现实文化与制度的优劣比较,对领土问题的排疑解惑等等。没更本质地揭示与更高度的认同共识,要达到切实的政治上互信显然是困难的。
    
    无须讳言,日本社会存在民粹与右翼的文化势力,多少阻碍着中日的顺畅沟通。在对中国问题上,出于复杂的“东京审判”历史背景与战败心理,有人不愿承认太平洋战争就是侵略战争,或为这场危害世界和平的军国主义扩张行为做辩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出于政治智慧保留天皇的象征地位,就可使那场战争的性质有所改变。日本知识界的主流认清了这一点,日本的绝大多数国民也承认这一点。对于历史做出常识性认知,只能有益于现实。
    
    知识分子,使命依然
    
    针对2016年访日,我曾撰写了《中日不应再成敌国》和《以价值理性推动中日外交》两文,亦被多家媒体和智库转载。而这其中观点也还是我今天要继续阐述与强调的,因两国交往的基本格调、格局并没改变。双方通过观望、警觉、冲突到接触合作的过程,虽改善了彼此一度冷淡的关系,但这种被动应对并不能从根本上冰释前嫌,全面清理历史负资产,建立新型的中日关系。而国家体制和社会价值取向,无疑也是彼此解决本质问题的重要障碍。
    
    时间已过去近六年,虽在中美贸易战的剧烈冲突中,中日关系并没遭到瓦解,但问题是,日本在中美发生的准冷战之间,将面临着“选边站”的现实考量,这是在中日美关系中回避不了的现实矛盾。美日是利益盟国,中日是合作邻国,“兄弟”关系当似乎重于“邻居”关系。价值亲情显然占有绝对的关系优势,这也是日本自二战失败后的最大成果——改弦更张,重新解决了自己要向何处去的国家问题。今天的日本人几乎没后悔他们前辈所选择的道路。
    
    然而,如今的国际形势将有可能使日本进入更为难办的状态。从外交现实出发,一向务实的日本政府,需要左手抓住巨大的中国经济市场;而为持续自身安全,却同样需要伸出右手牵住美国的政治庇护。这种平衡的技巧难度似乎越来越高。因中国从多个角度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其中就包括南海的主权以及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这在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眼里,几乎是不能被接受的事实。未来如何平息类似和可能的冲突风波,却十分考验日本的外交作为。
    
    几年前,我有幸在东京曾与历史学家前坂俊之先生有过一次交流。他对人类文化差异的矛盾有着深刻认识:“不断制造出认知差异与交流隔阂的这一民族优越感,不管是那哪个民族都会有。”因此,认定本国本民族文化最优,而蔑视、排斥他国他文化就“形成越加突破底线的价值标准”。冰冻三尺,要溶化这样的矛盾实非一日之功。即便从文化入手来解决历史与政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繁杂工程。单方或单一的力量绝对无法奏效。
    
    但中日面临更紧迫的,既不是历史共识,也非文化差异,甚至连经济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问题,真正现实的却是政治甚至是军事的安全问题。在中日美各自规划的“印太战略”及其竞争中,日本似乎是被夹的“被动”角色。他不像中美,自有较大的对区域秩序的建立与把控优势。而拜登政府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对遏制中国偃旗息鼓,中方也绝不会在南海等争议问题上逆来顺受。那么,日本将如何或左右逢源,或自当“筹码”,或与中国共同开创一个亚太新局面,都一样压力山大!若能充当化解中美矛盾的角色,那也一定是开创了奇迹!
    
    我们的希望是,除按官方推动、民间传统模式使劲外,中日美三方知识分子,似乎应承担起更多独立的责任。而这种现实自觉与历史使命,在两个国家角色发生巨大改变后,其客观价值就非同一般。尤其是清醒、理性,有前瞻和当担的专家学者,既无国家主义的制约,又无民粹主义的羁绊,或更可从人类和平与社会文明的视角,来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提供更为客观超前的建构思路。中日间,更应加强对话、寻找差距与近似,促成更多的合作和进步。
    
    客观上,影响国际进程的还更多是政治家们。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前途。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当然是尊重事实与规律,探索问题与思考方法,并充分表达自己的公共影响力意见。涉及到国际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但更应该从人类共存发展的角度,并非单纯从一国一族的利益出发,这样才配得上知识分子的彻底良知。中日关系的维系与发展,同样需要这样的良知,即探寻出人类关系价值最优的推动思维。
    
    研讨结束,相互道贺。天儿慧教授在总结中认为,这是日、中学者之间一次高水准的交流。对此评价,我们自然很是欣慰!大概,在交换观点时没太多的拘泥,想法直来直去没什么欲言又止,或激发了某些关系观察的兴奋点。当然,或还可能主人出于礼貌?但不管怎样,不论针对历史还是现实,涉及的都是真问题;矛盾不回避,表里如一不应付。像这样的知识分子间的务虚动作,显然到处都在发生着,毫不特别。留下时刻的,只是对某种常识的尊重。
    
    

    美味的晚餐与再叙
    
    之后,主人安排了极为丰盛美味的晚餐。一屋子坐得热热闹闹。我喜欢日本餐馆里的红灯笼,小巧结实而不夸张;那种适度的光亮,对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似乎有种人在旅途的安慰。晚上,大家意犹未尽,依然话题不断,气氛极为融洽。可以感受得到,天儿慧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对中国客人可谓真诚以待、推心置腹。我们彼此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日常通道,利用知识界及社会民间的能量,积极进行不中断地深度沟通,促进中日关系的更上一层楼!
    
    结束了正经公务,接下来就完全放松。大家话题东南西北,彼此自在交谈。清酒、绿茶、果汁频频碰杯,说说笑笑颇有回到过日子的感觉。白天会谈间一丝不苟的俩位翻译,晚上一派笑容可掬、谈笑风生。我借此机会很赞了她们了不起的专业能力!可大森喜久惠女士很是谦逊,说是我的思路言语都很明确清晰,给了她一个很好的翻译前提。各位看着我们一阵相互吹捧,更添其乐融融;另一位翻译陈羚女士则是华裔,异国遇乡人,自然也是倍感亲切。
    
    每一次访问,都会发生这样具有亲和力的场面。每当此时,我都会自然去想:中国和日本,历史相近,文化同源,甚至连文字都曾是共同的,本应形成亲密无间的近邻国家关系。即便曾有过冲突,乃至发生过战争悲剧,但风雨过后,更该珍惜彩虹,在文明的坐标上相互趋同,成为亚洲世界实现国家间、民族间和社会生活间彼此给力、共同繁荣的一个表率,而非因历史、领土问题以及陷入国际地缘角逐,成为不稳定的、潜在着冲突风险的近国邻邦。
    
    2021.3.12 北京
    
    (作者为中国作家、时政评论家)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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