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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忠甲:中国民主启蒙突破口一一为私正名
(博讯北京时间2021年6月02日 转载)
    
    本文曾于2003年4月发表于学说连线网站(已停办),今觉仍未过时,故而旧文重发诚求雅正。
    

    作者:庞忠甲
    
     东西方文化差异,在一个“私”字的认识上,几至南辕北辙。浩浩乎中华文明数之不清的乱因当中,汉语“私”与“自私”混淆不分,是不是算得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建议在中国人观念和中国文字中,科学化、规化地严谨区分“私心”(Private Interest)与“自私”(Selfishness)这两个“非同义词”概念,彻底清它们大不相同的涵义。
      什麽是区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独一无二根本秉性?早在古籍《尚书.泰誓》中,就为人类在天地寰宇中的地位定位:“惟人万物之灵”。这个“灵”字,就是天赋人类掌握和运用事物规律性的非凡创造性智慧(思维能力)──“灵性”。“天地万物人为贵”,根据在此。人类事业成败,社会发展进步或停滞倒退,关键端视灵性创造能力如何发挥作用。
      私心和爱心(公心)是两个人性根本调节元,是联合操控人类特秉灵性活动的一双无形推手。两者失调或偏向极端,都将导致灵性活动效能低劣化、恶质化或停滞不前;两心协调恰到好处,意味着灵性创造性能力得以循“正道”顺畅发挥。这个“正道”,指的是:一个人的私心追求,不是危害他人和社会,而是在客观上有利於他人和社会增进福祉;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互动关。因此,反映两心协调状况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文化的根本”、“根本的文化”,或称“心态文化”)对於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和成效,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谓评价广义文化先进性的基础。
      私心即利己之心,源自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为己本能,乃人性大本大源堂堂正正第一性,是维护和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谋求享受和发展,驱动人类灵性发挥创造性功能的原动力。属於个人的谓私,自我意识,为自己求幸福,维护自身的安全和权益等都属於私的畴。无论是谁,没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心态,没有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的欲望,或者说没有了私心,很难想象还会活得下去,更遑论发展进步,势必在生存竞争中淘汰出局。古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妨从这个意义正面理解。
      与私心相对应的利他之心谓爱心,爱心扩展到集体即是公心。属於集体的谓公,公的层次围小自家庭、宗亲、利益团体,大至氏族、部落、种族、民族、国家以至全人类。归根究底,公的本质无非是众多的私的综合,或者说私的扩大弘扬。为公,或者说为集体,就是为了保障和增进集体成员的私利,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
      爱心或公心起着调控、制约私心的作用。缺乏这种调控、制约作用,利己之心很容易走向极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驱使特秉的灵性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走向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的恶性发展──犯罪。
      利己之心极端化,社会科学术语称为“唯我主义”(Egoism),亦即吾人常说的“自私”,是为返祖、反社会、反文明的万恶肇因,古今中外一切良知犹存的人类伦理观念普遍谴责和否定“自私。
      自私与人类特秉的灵性相结合导致犯罪,这是万物之灵与生俱来、“与众不同”的特有恶性性向,唯有弘扬利他之心即爱心或公心堪以救治匡正,引向正道。据此,基督教富於神话色彩的“原罪说”和“救赎说”,莫非可以借助这样一个简明公式:原罪=灵性+自私,作出理性化的诠释。至於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既然无缘问津人类特秉的灵性,行为概受本能制约,无论表现如何凶残,就谈不上什麽犯罪,也无所谓“原罪”的了。
      因此必须认清,私与自私虽然通属广义的利己畴,却是两个涵义大不相同的词语。就象我们说犬和狂犬,犬是人类的好朋友,狂犬则是捕杀的对象;或者说人和盗贼,怎能笼而统之,等量齐观,混为一谈?
      个人需要依仗集体的强势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应付力所不逮的挑战,并分享唯集体力量才能获致的巨大成果。亚斯多德揶揄得好:“凡离开而自外於城邦(社会集体)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马克思说:“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文明就是在交叉组合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存在、发展和进步的。
      人类属於生物本能的原始爱心极为微弱,不比非灵性的禽兽高出多少。一般生物本能畴的“爱心”,或即有限的“利他”因素,是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即社会学家称为“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的畴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藉以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唯人类具有超越“首属群体”畴的“高阶”爱心或公心;只有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方能在首属群体畴以外的广大人际相处中,有效调控私心,防止自私作祟,懂得合作比不合作好,维护灵性创造能力在集体围联合运行,建立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发展进步。
      “高阶”爱心或公心并非天生,也不能遗传,凭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後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究其起因,利他行为的根本动力其实在於利己之心,是私心的衍生物,不妨美称为私心的灵性化或私心的华,而非无缘无故的天生善。正如毛泽东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爱心或公心同利己的私心风马牛不相及,那就是无缘无故的了。
      下文所说爱心,都指灵性人类独秉的“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适当的爱心(公心)不但有利自己,而且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视为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爱人者,人恒爱之;恶人者,人恒恶之。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谐以及安全感。因此,爱心(公心)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成功和快乐之源。天时、地利、人和,以人和为最能动、最积极的要素,爱心(公心)就是是实现人和的需要。这麽说很容易被道学家怒斥为亵渎了神圣高贵纯洁的爱心(公心),叫人羞羞答答,但如果你我“诚其意,毋自欺”,说老实话,说真实体验,并且相信也是全体人类的共同体验,无非就是如此。
      在人性本源中,爱心或公心按先後主次而论,属第二性,但又相对独立於私心,藉以防灵性人类陷入自私的唯我主义,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爱心的发生和弘扬,是造物给予灵性人类的一种选择,是人类终能脱离漫长达数百万年的兽性蒙昧时期,开创文明进步,追求幸福美满理想境界的唯一选择。倡导利他的爱心或公心,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的基本内容,是人类得以调谐私心,建立集体生活,组成人类社会的根本的必要的条件。否则不用说社会生活了,就是几个人的小小集体也无法维持运行。
      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机械相加,而是爱心调控私心,驱动灵性创造能力有所循正道发挥,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有机系统,藉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断增进自身福祉的需要。
      自从三百万年前出现真人(Trueman)以来,灵性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一万年前)草创文明之前数以百万年计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和灵长类动物一般在丛林里讨生活,还干些什麽人之所以为人的“事业”?我们不妨想像,人类足足化了数以百万年计的时间,凭着天赋灵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础之上培育、积累、发展成功那文明赖以建立的爱心即公心,一旦达到了某个临界点,在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宇宙围,破天荒出现了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
      爱心(公心)与私心,相当於人类驱动灵性创造能力的一双推手,本质上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不必要形成对抗,更不容互相否定。任何个人、集体或社会,欲求经营成功,爱心(公心)与私心,亦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者必须协调得宜,达到一个合乎当时当地环境条件的优化交会点,方能烘蒸郁衬,相得益彰,根深叶茂,欣欣向荣;公心调控、两心协调关一旦达到最佳状态,借用科技术语,不妨比拟为数学上对非线性无约束多元函数寻求每个变量的偏导数等零时对应的极值,上文乃以无线电学名词“调谐”称之。这就是本文将要贯彻始终的“灵性-两心-调谐”原理或简称两心调谐原理的立论基础。
      孔子真版儒家学说(不是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伪儒),以“仁”为指导思想、“中庸”为优化决策方法、据此制订适当的“礼(法)”为治世之道,形成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仁-中-礼”三位一体人生共性指导原则,就是“灵性-两心-调谐”原理经世致用的的金声玉振大成(完整、逻辑、科学)体系,可惜这种美轮美奂的济世学说从来没有(哪怕一天)在孔子的华夏神州祖国付诸实施过。
      爱心(公心)作为调谐私心,导致人类文明得以发生和发展的要素,其崇高意义应毋庸疑。但无论如何赞颂爱心(公心),也不容许贬低以至否定私心的第一性地位。私心是人类一切活动力量的源头,臻善臻美的公心源於私心,邪恶鄙陋的自私也源诸於私,而克制自私的公德心、羞耻心、自律心和自尊心,也从私心找到源头。私心不可能简单化地冠以褒义或贬义,作为必然和必要地普遍存在的人类第一本性,在任何情况下,私心都应应当受到应有的肯定、尊重和保护。
      马克思清醒地识透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即追求利益的动。换言之,就是上述“灵性-两心-调谐”原理中阐述的第一性主动元私心的原动力作用。
      摆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才有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才有确保自身自由发展权益的要求,才有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又因第二性的爱心或公心的调谐作用,人们意识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要求,方能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长远的也是最大的利益;因而民众需要选择和建立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制订和贯彻合乎两心调谐原理的优化行为准则──法律制度,保障人们都能在互相尊重各自的权益的条件下最大限度谋求自身的发展,形成一个利於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科技发明创造纷至沓来,先进生产力层出不穷,驱动社会不断进步的环境条件。於是有了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飞跃,有了後工业社会到讯息社会的飞跃,有了比较公平合理繁荣发达富裕的高科技现代化社会生活。对於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来说,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全在於此了。
      中国文字犯了一个不可饶恕,贻祸千古的缺失:私和自私这两个不同概念的词,在汉语中历来都用一个私字为主体表达。在汉语辞书中,私的定义,不仅是“对公而言,谓属一己者。”而且说“私者,私欲(常作贬义,等同於自私之心)也;私者,邪曲也。”早在《尚书.周官》就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用公心灭掉了私心,民心就会归附)的提法,就是把私和自私放在一锅煮,作为贬义词和否定对象的,莫非“五千年文明”一大盲点?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伪儒(不是真版孔孟之道)“崇公抑私”,“尽天理、灭人欲”藉此张本;也给上世纪五十年代後期以至文革期间,中国一度理直气壮违背马克思主义关於“个性解放”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理,提倡“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乃至“斗私批修”为纲,几陷民族於开除球籍的深渊,提供了极其有害的“天然”支持作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观念格格不入,可信汉语“私”字先天蒙尘不能辞其咎。
      古文私字作,音同私字。当年仓颉造字,“自营为,背为公”,这是没有什麽问题的,遗憾的是没有为自私专设一个字,留下了私和自私不分的後患,竟致私与自私等同起来的恶果。
      作为显学倡导人和大教育家的孔子,当年宣导儒家学说,论及私心时,似乎有意免淌私字浑水,常用肯定的正面意义的“人欲”表达之,谈叨自私时,用的是贬义的“贪欲“一词,取义可谓严谨,惜乎他老人家忧心劳形之馀,没有来得及再下点功夫去解决这个汉文造字的先天性重大缺失。
      自私这个词,中国古书是没有的,估计可能是西学东渐以後,参照西洋文字才区分和发展出来的。但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字中凡因自私而引起的或有关贬义、不法事物,依然一律冠以私字,无所忌惮地把私字当作自私的同义词或代名词,直截了当赋予恶性贬义。例如私欲(Selfish desire)、私念(Selfish ideas)私曲、私见、私门、私自、私房、私盐、私囊、私货、偏私、走私、缉私、私怨、私情、私通、私奔、私、私生子、私相授受、营私舞弊等等不一而足。倒底私和自私要不要区分,怎麽区分?不想冉冉五千载而下,数不尽斯文脉流,无论《说文解字》、《文心雕龙》、《康熙字典》······当今两岸三地不计其数汉语辞书,竟不见哪怕一位文人高士或语言学家加以质疑、辨析、澄清过。仓颉误我,贻祸之深,一至此也。
      汉语中私字的意义如此驳杂,“受恩独厚”即偏心眼也叫私,於是又产生了关於“大公无私”的误会或移花接木的可能性。
      孔子当年为子夏讲解“民之父母”应该做到的“三无私”,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讲的三个“无私”,就像莎士比亚所说:“同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冬天的故事》)指陈天意或大自然的恩泽或机会无所偏心,并不是什麽毫无利己之心或即没有私心的意思。
      把“大公”同这个“无私”连在一起,用“大公无私”来形容无所偏心的公平美德,本无不当。但在一个倡导“灭人欲”的社会里,凭着字义互通之妙,这个本来形容公平原则的“大公无私”,非常容易,甚至不可避免被人有意无意几无破绽地移花接木,把本意赞美公平美德的“无私”两字曲解为否定人性本源第一性的私心。於是‘大公无私’变成了 ‘以公灭私’,即消灭私心的荒谬主张和响亮口号,戴着冒充的真理光环招摇过市了。
      私字在汉语中亦此即彼,不分彼此,鞭挞不遗馀力的错乱表现,幸好不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在英文,私与自私各由完全不同的词语表达,私心为进取动力之源,光明正大;自私之心损人利己,滋生罪恶,卑鄙可耻,其形态、涵义都区分得明明白白,既非同义词,亦不属一般意义上的近义词。私──Private interest与自私──Selfishness及其各自衍生的词语互不相,无可混淆,因此无论如何痛贬自私之卑劣,都不至於把人生必要的私也一股脑儿拖下水去。这就怪不得西方人谈到私字那麽光明正大,落落大方,理直气壮了。
      英文中的私心(Private Interest),与强调个人利益或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和神圣性的词语如个人主义、个性(Personalism、Individualism)等同义或近义。至於准备牺牲他人利益以实现利己目的自私(Selfishness)一词,则与唯我主义、独在论、自狂想或吝惜、卑鄙(Egoism、Solipsism、Megalomania、Ungenerously)诸词同义或近义。
      如果我们将个人价值至上的观念称为个人主义,只要不是极端化地把个人主义定义为牺牲他人利益以实现利己目的自私,不与唯我主义之类混为一谈,就不妨理解为私心第一性的同义词。因此个人主义和私心都不必被视为“万恶之源”;恰恰相反,它们是个人本位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一旦为爱心(公心)调谐,它们就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驱动社会良性发展进步的一双看不见的推手了。
      中国战国後期,所谓法家韩非在他的书中说:“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主张“以公灭私”,消灭民众的自我意识,使顺服以君主为代表的伪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以为软刀子不中用,所以建议:“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是以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千古一帝嬴政心有灵犀,看到韩非的着作,必要引为知音,“恨不能子”了。这些彻底反“调谐”,逢君之恶、荼毒生灵的所谓法家也者,得逞於一时,多以作法自毙留名後世。他们的“法术势”治国术,相当於专制人治体制下的国家恐怖主义帝王术,此法非那法,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法治风马牛不相及也。依靠法家路线在极度两心失衡中乘势崛起的秦皇朝,自许万世大业,结果顷刻烟飞灰灭了。
      西汉武帝与今文学家董仲舒接受暴秦失败的教训,以为软刀子可以大用,制定“独尊儒术”政策,篡改孔子儒家学说两心调谐本义,并封神立教,政教合一,自上而下炮了一整套以“崇公抑私”为特徵的伪儒主流文化或信仰体系,作为维护封建特权统治的超级愚民工具。由此为始,中国进入了“两心失衡”、文化专制的精神黑暗时期,至宋明理学代表的假儒学而登峰造极,陷吾中华於极端僵化难有出息的超稳定落後社会型态,两千载不得超生也。
      魏晋时期佛老的玄学带来过所谓思想活跃,曾有中国历史学家誉为“东方文艺复兴”。佛老哲学观念使得人们在严峻的生存挑战面前一味退缩,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化解它,完全不可能激发出引领中国人跳出两心失衡深渊所需的智慧和力量。常处主导地位的假儒学倡导‘礼治’秩序及其道德观,表面上和佛老的人生论、宇宙论颇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个相方面,但两者恰恰得以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假儒学的礼治从强制的外在规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和主体;佛老人生理论、人生方式,可说从内在个体人生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和主体。
      外在的压力使人丧失独立人格,丧失由个人组织和实现自己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文化和环境条件。内在的压力使人丧失个人本位意识,丧失个人组织和实现自己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主体望和能力。两者默契合作,两心失衡演烈,使中国人无所逃天地间,形成了中国最深远、对国民性格和心理影响最大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人”,就是要取消人的灵性创造作用或社会发展进步的可能性。因此,所谓魏晋时期的“东方文艺复兴”其实同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背道而驰,而且不妨认为就是宋明理学彻底的“反人本主义”的先河。有人说,儒(伪儒)释道结合,等於阿Q精神!一针见血,快人快语矣。
      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於是‘存天理、灭人欲’之类充斥非人道虚伪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的假儒学应运而起,至明代而极盛。宋明理学公然否定私的合法性,完全扼杀了“仁者爱人”的人道原则,造就了灭绝人性的“吃人旧礼教”。 程朱派标榜即物穷理,但只容许穷出他们曲解了的反人性的“仁、义、礼、智”之理,如果得出合乎人本主义或民本思想的道理,或与‘理’无关的文史、自然以至科技知识,就会被斥为大逆不道。後继者陆王派的“心学”,索性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只许人们从事内心省察和修养,鄙夷一切实实在在包括富国强兵在内的学问。私心和灵性统统都在窒息、抹煞、否定之列,以阻碍社会发展进步,陷民族和国家於精神植物人状态,是为近代中国落後挨打,每况下,几至开除球籍的深层文化原因。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就是人世间天字第一号自作之孽了。华夏一族,怎不在劫难逃,日渐沉沦?
      君主政权为什麽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试问如果中国人不能摆正私心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正大光明的地位,何来个人本位意识,何来确保自身自由发展权益亦即当家作主的足够觉悟、胆识和要求?奢谈民主政治岂非无的放矢?生搬硬套怎不事与愿违?又何以为第二性的爱心或公心提供强劲的原动力,形成真性而非虚伪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有效调控、制约(自私)机制?那来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空气、土壤、阳光环境条件?可不难煞了德(民主,Democracy)、赛(科学,Science)两先生安身立命?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崇公抑私”的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在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着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难道伪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义不就是人间最大的撒谎吗?
      “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虚妄,必然突出地显现在中国“国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什麽维护威信、照顾影、家丑不可外扬、“不怕百战失利,就怕灰心丧气”,片面强调“气可鼓而不可”,赋予了假话、大话和空话,报喜不报忧,以及限制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正当性”。从阿Q到所有大大小小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轻易批评不得的。
      关於中华文化中的撒谎或虚伪性特色,一代大师、有心人林语堂(1895-1976)早期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有人说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道德文明,我都不敢相信,但是中国人做文章的本领,高出西洋人,恐怕没人能够否认。······你看武人要动起戈,必先有‘主张和平’的通电,在下的要叛变,必先有‘拥护中央’的宣言,在上的要穷兵黩武,也必先开一个裁兵会议。这的枪花,是西洋武人所弄不懂的······所以中国的武人都是政客,而中国的政客都是文豪。其实不但是武人如此,我们的绅商仕宦,都是文章老手,一般的社会行动,都是一大部分在做文章,都是深中我们儒教正名的遗毒。譬如土贩奸商,必为拒毒会委员:明明是一个烟土公卖,必想出很好的重要名词,名为禁烟捐;明明是一只烟筒,在执照上偏偏要想出‘戒烟仪器’的字样。政府取消民权,压迫言论,也必大倡其民权主义。官僚要迫人下野,也必耍一道‘相约出洋’的把戏。······我们社会生活上,无处不是在做这一类兴风作浪拱托月的文章。······现在是中国思想衰落文章昌明的时代。”
      如果把林先生的这段话对照日後的现实,恐怕没人能够否认,中国特色的虚伪性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发展。特别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恐怕没人能够否认,中国人达到了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登峰造极自上而下天盖地集体撒谎绝对冠军金尼斯记录水平。
      作为对照,西方的情形似乎适得其反。有人说,“民主的文化是批评的文化”,在西方民主楷模、现代繁荣发达社会之最的的美国,他们的敌人所能找到的攻击点,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美国人自己提供出来的。美国新闻报导总是家丑高居榜首。美军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残害平民的劣迹多是自己首先展露,公诸於世。美国是全世界受批评最多的国家,也是受自己人批评最多的国家;严厉的批评保了中庸优化决策之道的可行,却没有损害它的繁荣和强大。
      文化转型,“常戚戚”而“坦”,非一日之功也。
      台湾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得好:“我想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
      改革开放後,中国人初来乍到美国,多诧异美国人率真、单纯、傻乎乎;美国的“鼓励文化”、“礼让文化”、“助人文化”和“感恩文化”出自真诚,如入化境,令人叹为观止,不由得不承认“五千年文明”传人太多自私性和虚伪性。有人扯上了民族性(“国民性格”)。其实还不是千载而下,两心失衡,伪公压抑真私,这一代代相承的“过滤性病毒”作祟的结果。美国佬视私心为天经地义,从来不以为耻;於是爱心或公心,都有私心动力为支持,方才可能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了。
      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後,开始“自强运动”,追求西方船坚炮利的“物器技术”,却没有体认中华文明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当中存在的“过滤性病毒”,继续执迷不悟,沉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设误区;直到今天,主流卫道士还动不动义愤填膺地反覆祭起那禁锢咒般的“反全盘西化论”法宝,吓唬一切企图在“物器技术”之外引进西方具有两心调谐内涵特色文化的有识之士。
      日本的“明治维新”始於28年後的1868年,他们不以脱胎换骨为耻,公然决意“脱亚入欧”,同时提出“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两个口号,而且齐头并进,成果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这种无视文化基础建设,以为凭“引进”、“拿来”即可改造国家的取巧心理,在“自强运动”後九十年,仍然无所惊醒。1931年(民国20年)秋,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年底提出报告,由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其中指出:“(中国的)此辈教育家,恒持一种理论,谓今日之欧美,实为近代科学发展之结果;故中国仅须采各国科学上与专门技术上之设备,其文明程度即可与欧美并驾齐驱。······吾人恒谓此种理论为一种荒谬的主张。近代之科学与专门技术,并不曾产生现代之欧美;反之,欧美人之心理,实产生近代科学与专门技术,使其达到今日优越之程度。”
      欧美人之心理所指为何?当时有学者在《独立评论》撰文讨论,认为“心理”者,即“国民性格”也。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曾经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列举了十四项对照,可以看出这种心理或“国民性格“的差异(东-西):自然的-人为的,安息的-战斗的,消极的-积极的,依赖的-独立的,苟安的-突进的,因袭的-创造的,保守的-进步的,直觉的-理智的,空想的-体验的,艺术的-科学的,精神的-物质的,灵的-肉的,向天的-立地的,自然支配人间的-人间征服自然的。
      显然,这些异点基本上都是两心调谐与否的正反特徵的反映,据诸上文,可见这些特徵极大地影响以至决定着社会发展取向的大趋势。至於这些异点的来由,与其本末倒置地以为经济基础决定,不如归因於一切表象背後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或“心态文化”;所谓“国民性格”或阿Q精神,须知其根源绝对不是中国人先天生理基因缺陷,问题在於根深蒂固的“崇公抑私”以至於“大公无私”型两心失衡顽症长期腐蚀和机体的恶果。
      “性相近,习相远”。中国幼儿从发蒙开始,家长、老师和各方长者们无不软硬兼施、耳提面命、好心好意、谆谆教导“听话”,以不“听话”者为不顺从的坏孩子。时至今日,仍然几乎没有人警觉到,这也许称得起中国人世代相传阉割宝贵自我意识的第一把刀子呢。
      晚清以来,中国在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下,表徵西方现代市民社会伦理诉求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强烈挑战伪儒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封建性伦理规的正当性。清末民初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章太炎等都曾大声疾呼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也大力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如李大钊强调,“东方文化之短,在於不尊重个性,视个人仅为集体中不完全之部分,而个人之价值全为集体所吞没。”陈独秀说:“以个人为本位,每个人都有自主之权······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胡适也说:社会“往往用强力摧残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生气了。”
      “五四”运动有两大主题:其一为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赛先生(Mr. Science),即科学与民主,包括个性解放这个根本观念;其二为复兴民族,救亡图存。在当时饱受帝国主义侵略蹂躏的严酷环境条件下,事实上後者占了上风,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大多数思想家转换了方向。不幸的是,强调後者的社会思想主流宿命地与前者包含的个性解放这个根本观念对立了起来。连孙中山都说西方民主已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强调要“争国权”,而不是争人权,他痛砭国人不团结如一盘散沙,在“三民主义”中主张“自由权利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要用到国家上去。”遂提倡“大公无私”。
      其实中国二千年来从来没有少提倡过“大公无私”,只是无私与伪善同义,无私的大公只能是伪公。所谓文明礼仪之邦,一味以伪公压抑真私,使人内向,虚伪,龟缩於家室个人,汲汲於自私自保;“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到处都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少有公共正义感。须知唯有私心循正道自由发挥,才有公心弘扬;须知大私才有大爱,大爱才有大公,这个道理孙中山不明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也颇有人难得糊涂。
      青年毛泽东曾致力於寻找“大本大源”,早年对於人性“两心”具有非常卓越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一八四六至一九零八)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後,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语。其中在评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心)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心),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但以利己性为主,而且利人也是为了自利。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个人有无上的价值,有百般的价值,精神的个人主义,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凡有的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
      毛泽东在1945年举行中共七大上还讲“个性解放”,认为“被束缚之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马克思将现代化归结为由“人的依赖性”而“人的独立性”的转型过程,并且将现代人概括为独立的个人、利己的市民和法人化的公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声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可惜毛泽东并没有把这种真知灼见付诸治国实践,後来索性抛诸九霄云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意图从根本上消灭人性的“罪恶之源“──私心,达到“至善”之境,狂热无比的“大公无私”理想主义者。
      反封建、反旧礼教,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建政後不久,作为主导中国命运的毛泽东特色社会主义,定义人性的私心或个人主义为万恶之源,认为唯有在思想领域破除人性之私,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配套,方能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贯彻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在“兴无灭资”“破私立公”的政治纲领和相应政策中,不断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为公”、“公而忘私”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根本违反两心调谐原理的悖论。毛泽东发明了所谓“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直至以“斗私批修”(批修也是斗私)为纲,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灭私的努力,达到了“完全彻底”之化境,并执意进行到底,至死不渝。毛式社会主义赶尽杀绝私心的规模和“效果”,同朱熹他们否定人欲相比,可谓大江之见小川了。就“大本大源”而言,毛泽东晚年主导一系列滔天大祸,莫非肇因於此。
      被毛泽东否定的五四先进人物胡适在距今约七十馀年前写道:“这个个人主义(相信利己心即私心为第一性)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朋友们,不要笑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於包、爱真理过於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的个人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别尔.柯林顿,一位绝顶机敏的有心人,一九九七年访问北京大学时,特意引用并赞扬了胡适先生上面的一段话;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这句话还不算过时吧。
      国联教育考察团提出上述报告以後七十年的今天,中国仍然没有解决这个自强路上的“心态文化”倒置问题。
      事有蹊跷。毛式社会主义时期大搞灭私、斗私的革命化运动中,被大张旗鼓赶尽杀绝的私心(Private Interest)一词,在当时的官方英译文本中,一律暗渡陈仓,译成了神人共愤的自私(Selfishness)。大是大非,大混大淆,一至於此,可见中西文化差异“始於毫末”之微妙,以及东方式慧黠之耐人寻味。既然中国作为批判、否定对象的“私”字,在英译文件中统统被转译成了“自私”,於是视私为天经地义的西方世界就大可放心了。许多西方人因此信以为毛泽东领导下神秘的东方中国正在向自私(Selfishness)开战,缔造一个道德楷模至善奇境,仰慕之心油然而生焉。
      事实上人所共知,中国大陆二十馀年间,破了亿万人地地道道的真私(Private interest),几乎堵死了一切个人奋的渠道,摧毁了独立思考的机会,结果扼杀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积极性,窒息了社会发展进步的生机。从农村人民公社到城市工矿企业,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出工不出力成为常规,生产力徘徊、低落、倒退,每况下。私心既无正当出路可循,唯有寻找歪门邪道窜流,导致人际关病态化,虚情矫意狂飙,“假、大、空”天盖地而来,好话越说越玄,坏事越做越绝。轰轰烈烈破私立公,乐此不疲的结果,只能造成一派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般的伪公,奇诡尽出的自作之孽,和实实在在的全面衰败。这场实验终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迎来了亡党亡国的危机。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奉陪举世独步的至善理想主义者毛泽东,在这场宏大的社会实验中,以无比惨重的代价,将“崇公抑私”推向极致,向全体人类充分昭示破私立公、大公无私悖论之荒谬不可行,其严重恶果竟与人性另一极端的法西斯实验殊途同归,成为又一场旷世浩劫。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以异乎寻常的悲剧演出,从“无一毫人欲之私”这一极端,强烈反基本公理常识性的两心调谐原理不可违,“民鲜久矣”的中庸之道方是无可置疑的极高明人间正道,为浩浩乎人类史上填补了一大空白,提供了至可宝贵的非常历史经验,贡献自当载诸史册,永垂不朽。但迄今为止,毛泽东和可怜的中国人民似乎只是朝着墙壁演戏。文革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人们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从伤痕文学、内幕秘闻,到痛批狠反,彻底否定,就是罕有从“灵性-两心-调谐”原理的大本大源加以认识,乃至豁然开朗的。
      共产党人崇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宗旨从不否定私心的原动力作用,相反地,以为人类自我解放的结果,体现私心能动性的个性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和满足。马克思成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集体中,个人并不掩没在集体中,而在集体中得到自由和发展。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人与人的关,既不是“自我牺牲精神”,也不是“唯我主义”;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全面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为社会作出贡献。共产主义的劳动是自由的自主的劳动,每个社会成员能够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素质自由地选择职业,使自己的品质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样的社会不要求个人牺牲自己,去当什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非人之人,或平凡的螺丝钉、驯服工具之类的非人之人;恰恰相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人将成为“自为的人”,世界将成为“为人的世界”,人将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这些都是可以从两心调谐原理加以理解,一一印的。为什麽中国曾经拥有无上权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反其意而用之,坚持破私、斗私、灭私乐此不疲,演烈,那载诸革命经典的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原则也要扫地出门,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都顾不得了?那个含义一片混沌的汉语私字,要不要也负上点责任?
      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後不久,中共改弦更张,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政策,二十年来,经济蓬勃增长,民生大幅改善,综合国力熠熠上升,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辉煌成就。如果从两心调谐原理去理解,这一戏剧性巨变的根本秘密就在於一个私字的妙用。新政策体现了某种程度上回归中庸之道的神奇效能,收敛了伪公的虚火,向私让步,向私求教,设法调动本国人民和外国投资人的私心积极性,大大改善了长期以来的两心严重失衡的局面,出现了同国际先进生产力水平接轨的强劲势头。
      然而这种妙用具有非常含混可疑和不稳定的性质。中国社会迄今未能正面总结两千年来包括毛式社会主义和文革浩劫关於两心失衡的根本历史经验,从此公开地,合法地摆正私字的第一性地位。调动私心积极性的事情固然可以按照政治需要做去,但私与自私至今仍然混为一谈,私字蒙尘依旧。浸透了千年虚伪毒液的 “大公无私”欺人之谈幢幢阴影挥之不去。没有堂堂正正、天经地义的私心动力基础,何以弘扬至珍至贵的真性爱心或公心,又何来两心调谐渐入佳境?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方宿命般的深层文化差距大体如故,那双决定社会发展进步大趋势的推手非此非彼,形迹暧昧,个人本位观念无从建立,政治民主化改革和道德文明建设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进取原动力不得真正解放,市场经济的公正保可望而不可即。中国人固然可以勉力追求现代化不止,但能够奢望成为现代化的创造者吗?时至今日,如果仍然不能从“为私正名”亦即“为公正名”有所突破,中国人要在“性与天道”这个基本常识公理畴终於开窍,虽愚必明,不亦乐乎,莫非不怕还要翻番两千年?
      现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显示,特别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以後,中国与国际接轨谋求现代化的大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但那种以粗放的机遇型为主的拿来式快速成长终要接近极限,而无制衡绝对权力体制下必然滋长蔓延的绝对腐败现象已经如火如荼而起,以虚伪为特徵的“国民性格”祸水横流,社会不公导致的不稳定现象日趋严重。避免挫折倒退,欲求更上一层楼,就必须以先进文化为强大後盾,着力营造两心调谐社会环境;否则,任何立意美好的改革努力,包括有待深化突破瓶颈的经济改革和呼之欲出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归根到底,还不是重复那悲情无尽的“自强运动”“取巧”老路?
      西方世界以基督教为载体的两心调谐深层社会文化意识曾经发挥了进阶现代化无形推手的历史作用,但因高科技时代神性宗教的历史局限性,已然面临来势汹汹的信仰危机,因应之难,堪称新千禧天字第一号挑战。作为对照,中国至可宝贵的理性真版孔子儒家学说从来没有过主导中国命运的机会,两千馀年来伪儒当道,成为决定中国式“崇公抑私”“国民性格”悲剧性的“政教合一”信仰体系,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取伪儒而代之,却以超乎伪儒的变本加厉恶果明了自身的失败。因此今日中国已经陷入了较之西方信仰危机更为难堪和危险的“信仰真空”状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法轮功”异军突起的“得天独厚”背景条件了。
      中国要走出历史阴影,从根本上振兴先进文化,重建内涵两心调谐的理性信仰体系,“为私正名”,也就是‘为公正名’,当是建立稳定有效的社会性两心调谐机制的决定性一大步。由此为始,中国人方才可能彻底摆脱千载悠悠泯灭自我的自作之孽,告别那缠绵不尽的“破私立公”噩梦,实现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尊重,自我振奋的大转折;中国人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立足“个人本位”这个天经地义的基点上,去建立自我意识,去弘扬“推己及人”,“爱人如爱己”的无限美德,兴起有史以来第一场具有真性原动力的道德复苏运动,而不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虚火昂扬,永远落不到实处的“学雷峰”运动。大私乃有大公(大爱),大私基础之上的大公(大爱),才是货真价实的大公(大爱);大私大公(大爱)相得益彰,才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环境条件,可能在孔子真版儒家学说的框架基础上,包容马克思主义以及以神性宗教为载体的爱心教义等一切具有社会进步推手功能的文化成果,吸收中外学说和历史经验精华,谋建世界史上新猷为开的“全球伦理”观和超现代先进理性信仰体系,迎来德先生和赛先生登堂入室,大展宏图,开始人的解放新纪元和一部真正的人类史。
      “为私正名”亦即“为公正名”,将是中国人观念上拨乱反正的划时代盛举,真性道德复苏运动的先声,茅塞为开、民主启蒙的突破口;相当於社会性两心调谐化的转捩点,先进文化建设工程的奠基典礼。
      “为私正名”,不仅要从根本观念上分辨清楚,同时还要快解决文字涵义上的混乱现象,把私和自私这两个概念用不同的词加以明确区分,庶几一劳永逸,杜绝後患。今天应该是为“自私”专设一个汉字(借用已有汉字或创造新字),彻底解脱“私”字误人千古的兼祧重担的时候了。
      如果不喜欢生造杜撰,或可在私字以外挑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汉字,用来代表“自私”。作为抛砖引玉,在此推荐一个具有相同声母的“琐”字(汉语拼音:私为si,琐为suo),赋予扩义“自私”如何?
      琐,本义细小,琐字常常出现在一些贬义词汇中,例如繁琐的琐,猥琐的琐。那猥琐的意思是庸俗而不大方。琐心就是小心眼,同胸襟狭窄的自私之心对得上号。自私之心,就叫做琐心或琐念,自私贪欲,就叫做琐欲;反对自私则叫做反琐。建议汉语专家和一切感兴趣的朋友们都来想想如何为好。
      把“为私正名”当作突破口,亦即从人性畴基本公理常识出发,开展具有两心调谐内涵的先进文化建设,如此救世大业如何传播大众,付诸实施?
      历史上有过孔子的有神论理性上层路线,耶苏的神性群众路线,马克思的无神论理性群众路线,显示这些不同特色路线成败得失互见,存在各自的局限性。现代世界先进文化建设工程的形势条件,较之孔子、耶苏或马克思时代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有利条件。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峙局面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东西方接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今日中国和很多国家和地区,应有可能借助丰富历史经验、发达的传和教育事业,以及突飞猛进的讯息高科技,在理性基础上,以孔子“模糊信天观”那样宏大的包容性,融无神论和有神论两心调谐内涵於一炉,实行一条全方位的超级全民传播(普及宣传教育)路线(相当於儒家上层路线与基督草根路线的统一和发展?)。
      贯彻全方位的超级全民传播路线,要求政府发挥应有的倡导和支持作用,政党、传媒、社团、宗教界、学术界、娱乐界、企业界和社区组织等社会各方面共襄盛举,官民结合,形成巨大合力,从而得以最高速度,最大限度普及社会,深入人心。
      理性的先进文化建设,不同於宗教信仰的形成,不会从天而降,也没有教会或宗教组织自成体系宣导福音,可以听任随机自然发展;於是,执政为民的政府,作为国家的最高管理机关,规划、引导、促进先进文化建设工程责无旁贷。
      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分际,像坚持“政教分离”那样,保障政治与理性信仰分离的原则,防理性信仰沦为政治利益角逐的工具,是为进步人类政治智慧的一大考验。
      政府应在人民授权下,组织、推动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就共同价值观充分讨论、辨析,进而支持、促成建立一种体现两心调谐原理,属於基本公理常识性的“普遍伦理” 或共同道德规(“全球伦理”),作为“以德治国”,维护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大趋势的信仰基础。政府作为信仰指导者功能,只限於“普遍伦理”这个基本公理常识性的信仰基础层次之上,不应扩而大之垄断学术研究、充当学术争论的裁判官,不得拥有强制信仰的权力;尤不可把理性信仰“再神圣化”,并扩展到政策范畴,把本应揆情度势,与时俱进的政策(比如要不要实行计划经济?要不要实行人民公社化等等)规定为不容置疑的固定观念信条,形成一条条扼杀人类灵性创造能力的禁锢咒。历史经验表明,在政教合一,或政治与理性信仰合一的一元化体制下,多少美好的信念,像正义、真理、道德、公平、自由、革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以至“以人民的名义”,都可以被扭曲成为御用愚民工具或罪恶的遮羞布,沦为政治家欺世盗名,翻云覆雨的工具,历来专制强权、法西斯到文革浩劫,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无不如此。
      理性信仰只能是一种个人和社会在思想自由和自选择基础上形成的共识,信仰自由受法律保护,信仰活动只受法律制约。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功能的定义、责任和限制,应由宪法规定,并置於“权力制衡”体制的监控之下,以保障政治与理性信仰分离的原则,防理性信仰沦为政治利益角逐的工具。
      现代先进文化势必植基於理性的两心调谐思想体系之上,不可能再把向善的私心积极性寄在空洞的政治口号或无法实、遥不可及的神性奇之上。国家和社会不仅要惩治犯罪,体现“恶有恶报”,还应该从正面全力兑现实质上的“好有好报”,采取理性手段,为调动实现两心调谐化的强大私心驱动力,大力营建贯彻善恶“赏罚分明”的重要配套工程。
      除了通过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自动”为某些产生有形效益的贡献产生适当回报,国家和社会还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报偿机制,通过法律、政策、制度和办法,尽其所能确保各种各样“好人好事”,特别是道德表率、见义勇为、一时难见实效的有益探索研究活动等等不能或不易用市场价值核算的“好人好事”,得到应有的精神鼓励和实质性报答;不能让人们做了好事反而吃亏,更要让“好人”名利双收,率先进入“人间天堂” (参见第四章《信仰危机时代》)。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故事,伤了天下英雄的心。譬如就“见义勇为”的“英雄”型好人好事来说,有人为此遭受伤害,可是得不到社会的关切和照顾,反而被人们讥刺,甚至处於恶徒报复威胁阴影之下而陷於困境。
      中国有些地区已经出台保护见义勇为行为的《条例》,表达政府和社会对见义勇为者的期许与鼓励,但作为一种规范和指引的力量,这方面的《条例》本身,必须经得住两心调谐原理的检验。某地将农民排除在应受表彰的见义勇为范畴之外,就成为不可容忍的荒谬了。还如某地定义见义勇为的对象只能是“与歹徒搏、维护社会治安的行为”,这种狭隘的认定方式其实误导着社会大众的见识。在一个高度重视每个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本主义前提下,不能把警察和执法专职人员的职责和普通民众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混为一谈,不能鼓动一个手无寸铁,也没有受过任何专门训练的民众去面对穷极恶的歹徒的尖刀和枪口,换言之,让普通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去与歹徒作生死之搏是对民众生命的漠视,在许多国家,这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後明确地不被提倡甚至不被许可的行为。
      不仅保证英雄不再“流泪”,还要避免英雄无谓的“流血牺牲”。2002年8月17日中国《南方都市报》报导新近修改将颁布实施的《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对此作出了较好的回答。按照新《条例》,见义勇为不一定非要流血牺牲才受表彰奖励,取正当防卫,事迹突出的均受到奖励,智歹徒,不伤毫发的更值得表彰宣扬,并引导民众勇向执法机关检举揭发和提供线索、证据,从而表达了一种更新的合理化的观念。其中关於解决顾之忧的措施:“对因见义勇为受到损害的人员,其所在单位、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帮助解决生活、医疗、就业、入学、优扶等实际问题。”可期提升见义勇为的精神。新《条例》还对奖励经费作了具体规定。
      什麽样的人是英雄?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通常必须是悲壮的、惨烈的,牺牲的,而不是思想的、快乐的、幸福的。悲壮、惨烈、牺牲,固然可以是英雄的杰出表现,但若局限於这一畴,岂非执着“大公无私”悖论,无异於崇尚死亡?基於两心调谐原理,我们应该建立更为理性化、人性化,富於人性色彩、人本色彩的英雄观,而不是动辄献身或就义。英雄应具有多样性标准,在自己有限职责围,作出超越的贡献;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在美好的目标面前不居於人後,等等,何尝不是英雄?
      美国一家公司以“谁是你心中的英雄”为题,对民众进行调查。榜上有名的20位英雄除了耶稣基督,和政界杰出人物等,还有许多“生活中的英雄”,他们的“英雄壮举”多不同於一般概念的悲壮、惨烈、牺牲型。其中有:
      休·汤普森:1967年参军赴越南作战,为了使美军包围圈里的九名越南平民免遭屠杀,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你们开枪,我也开枪!”他的行为在当时遭到非难并受到官方调查,但後来五角大楼授予他越战纪念章,表彰他的正义行为。
      约翰·麦凯恩:也是参加越战的军人,自1967年起他在越南整整呆了6年,但这6年他并不是在战场上厮杀,而是呆在越南人的战俘营里。约翰·麦凯思回国後不仅受到英雄的礼遇,而且还走上了政坛。
      罗莎·帕克斯:1955年12月1日,这位黑人妇女乘坐拥挤的公共汽车下班,疲惫的她坐在白人专座上并拒绝为一个粗暴的白人男子让座。她因此被送上法庭,後来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黑人民权运动。
      此外,2003年4月,美国在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候赛因政权的战争中,七名战俘被囚二十三天後得救归来,他(她)们没有惊人的丰功伟绩或壮烈表现,但为正义事业、为国家荣誉,承受了非常惊险和苦难,都被政府、人民拥戴为英雄。
      当然,两心调谐意义上的好人好事,远远不止於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应当全面涵盖一切道德表率,发明创造,以及有益於社会安全、正义、和平、福祉,推进人类世界发展进步的大大小小事业。
      “好有好报”,作为先进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至关紧要的配套工程,是在不断改进完善市场经济报酬机制基础上,进行理性化再分配的一项庞大、杂、细的开拓性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建立非常难为的科学的公正的评价体系。其成败得失,人类社会命运前途,应为全社会每个人,一切组织机构,特别是拥有政治影响力和巨大财力的实体参与和支持,其中政府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导责任。
      伪儒文化造就的虚伪性,以及“唯公一心”型学雷锋等政治运动的後遗症,导致中国社会迄今犹存一种风气,认为做好事不该留名,不可张扬,要摆出一付隐名埋姓姿态瞒起来,让别人来发现才好;否则就不光彩,就要对他的动机妄加揣测,贬为沽名钓誉,甚至予以否定。今朝“为私正名”,承认私心本是高尚德行的真实驱动力,就要走出这个似是而非,祸延千古的的误区。
      只要不是造假新闻搞骗局,如果有人真做了好事,表彰、奖励乃理所当然,受之何愧?如果有人心仪表彰或奖励,积极做好事,其实合情合理,有什麽不好呢?如果更多人因此受到鼓舞,都起劲做好事,岂非为社会造福?如果有人主动、及时宣扬所做的好事,有助带动社会真性道德风气,莫非好上加好?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无法落实“赏罚分明”的良策,调动不起“天下归仁”的积极性;近世毛泽东循“破私”求“立公”,实则南辕北辙,只落得私心匿迹,公心然。历史的经验,终要指引灵性人类追求两心调谐正道。“为私正名”就是“为公正名”,岂能有名无实?
      先进文化建设大业,由“为私正名”奠基动工,就要把“好有好报”这个至关紧要的配套工程同时提上议事日程,步步跟上,落到实处。“以德治国”,两心调谐,无戏言也。
      关於“正名”,孔子有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毛泽东曾经在他的书信中提到,名不正”前面最好加上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如果我们竟然在中华大地把“为私正名”(亦即“为公正名”)落到了实处以切实贯彻两心调谐宗旨,当有所告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和毛泽东,以及上下两千五百年无数志士仁人乎,由今为始,可以希望有福了吗?
      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其中第二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宛若天机解密,要言不繁,一语中的,体现了深层社会文化意识驱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为私正名”,莫非落实先进文化建设,明确前进方向的首要关键步骤。
      “三个代表”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如果我们把具有两心调谐内涵的先进文化比做根苗,那麽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先进生产力就是叶和花;根正花好叶茂,乃有丰硕的果实可供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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