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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见证】 “六·四”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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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6月01日消息】                   “六·四”杂忆

                   ·寸 草· (博讯boxun.com)

     “六·四”转眼已经过去八年了〖编者按:本文写于去年〗。八年中,苏联解体,东欧倒台,北约东进,整个世界格局已是斗转星移,另方面,大陆改革风起云涌。经济起飞已略见成效,邓小平又于年初悄然辞世,整个大陆也是今非昔比。“六·四”也不再是什么热门话题,毕竟人们总是要向前进的。血迹已然淡漠,弹洞早已填平,但耳闻目睹的往事,却时不时浮现眼前。点点滴滴,诉诸笔端,仅对那时不幸屈死的亡灵略表凭悼之意。

   (一)起因

     “六·四”自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其直接起因,却是胡耀邦的逝世。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是四月十五日下午播放的。当时,我正在北大求学。闻讯赶紧跑到广告栏密集的三角地去看反应,果然,数张大字报已经张帖出来。主要是为胡耀邦喊冤,鸣不平。胡耀邦十几岁就参加红军,长期从事青年工作,是共产党内的资深人士。文革以后,胡由于思想开明,办事得力,渐次高升,最后荣任总书记。但在八七年学潮时,胡作为替罪羊被罢官,深得学生及知识界的同情。八九年初,胡耀邦遍访全国,准备复出,但不幸英年早逝。

     从第二天开始,就有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条幅,以示哀悼之意。我曾去天安门助威。那时,规模还很小,只有数百人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花圈与挽联。有人还借着人梯,爬到基座上面,扯下一面五、六米长的大型条幅,上以楷书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当时虽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但大家神情肃穆,也没有警察的干预。到十八日时,就有学生跑到新华门静坐示威,要求对话。在深夜,还发生了学生高举花圈冲击新华门的事件,结果当晚被警方冲散。

     更大的示威发生在二十二日,也即官方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的那天。当日凌晨,北京各大院校数万名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步行从高校集聚的海淀区走到天安门广场。当时,作为一名普通学生,心中充满着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同时,也对这么多人可以组织起来,次序井然,感到非常兴奋。大家席地而坐,静静地等待着。官方的追悼会按时开始,但没有看到任何重要人物从正门进入大会堂,想必是另有其它秘密通道吧。整个追悼会期间,学生全体起立,一反平日散漫的习气,等到会议结束,我们以为会有哪一位中央首长出来,对同学们讲几句话,以示安抚。但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有人出来。当时,几万学生,在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官方居然置若惘闻。于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开始在同学们心中酝酿,一张张稚气的脸上,充满了委屈与冤恨。突然有人喊到:“跪下了!跪下了!”我当时站得很远,也看不大真切。后来知道是郭海峰等三人高举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门前。人们开始高喊 “李鹏出来!”。但仍然没有动静。大家终于开始躁动起来,一步步地向大会堂挤去。当时,武警早已布好了警戒线,人群前挤后拥,从数个方向向大会堂拥去。武警们则手挽着手,阻挡着人流。人们一波一波地涌上去,又一波波地被挤回来。我有几次已经挤到了离警戒线很近的地方,但又都随着人流退了回来。双方都非常控制,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

     后来,终于有工作人员按上级的指示,收下了请愿书,接着又有谣传,说学生再不散去,就要用警棍予以驱散。远远望去,武警们腰间别着警棍,列队站着,真有要镇压的意思。我当时脑中一片混沌,周围的同学也都是脸色茫然,一些女生开始抱头痛哭起来。有人吵吵着,“都把我们打死算了!”我心里也是同样的感受,觉得我们走了二十多里路,落个这样的结局,真是扫兴之至。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大家只不过以天之骄子自居,对国家关心也是发自内心。记得毛泽东曾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想,同学们都认为早晚我们会有机会左右中国的前程,当时只不过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得到国家的重视。满腔的热情可以得到某种肯定。心中的激愤之情也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突然受到了弃儿一样的对待,心中一时难以平衡而已。

   (二)游行

     从天安门回来以后,各个学校的大字报仍然铺天盖地。大字报的内容也已经从胡耀邦的功过转到时事评论。我到附近的人民大学跑过二次。情况也基本如此。北大校方采取的手段是,你们帖,我们撕,专门组织人员于夜间将大字报清掉。于是大家就在晚自习后跑到三角地去看,许多人在那里抄写。我也见到一些外国人在那里与学生交谈。当时,地下的学生会已事实上成立,互相串联,准备发动一次大的游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日报》于四月二十六日发表社论,指称这次学生运动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动乱。一时间风云突变。当晚,在北大附近已经可以见到穿制服的警察在四处活动。各个系的教师则出于对学生的关心,于当晚纷纷到宿舍劝阻学生。学校也声明,如果学生出去游行,让公安局带走,学校不会象以前那样出面营救。

     学生方面则是象炸了锅一样,觉得当政者居然昏聩到如此地步,真是到了呐喊的时候了。虽然在高压之下,许多人并不愿去打头阵。到了第二天清晨,在校门口仍然聚集了数千人,在队列中的有一千人左右。我当时站在队列中,心中充满了悲愤之情,心想大不了让人打几棍子。不过我想有许多同学是报着一死的决心的。当时,各个高校的学生组织之间已有联系,因此,等到队伍走到中关村的路口,清华大学的学生队伍也已经开了过来。二校的学生汇合到了一起,就继续向前走去。那时,警察也已经组成人墙,严阵以待,不过手上并没有拿棍子。

     学生的队伍与警察一经接触就挤成一团,开始还势均力敌。但过了一会,看热闹的学生与市民也加入了战团,前后夹击,几层人墙是在人海中就好象的几条细细的绿线,荡来荡去,终于被撕断了。学生们欢呼着向前面拥去。后来,也许是警察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学生队伍没再受到任何阻碍。在路上,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等许多院校的学生都加入进来。到白石桥路口时就已经汇集了数万人之众。由于学生们喊出了“打倒官倒”,“清除腐败”等口号,因此一路上受到了热列的响应。无论是在立交桥下,还是在工地旁,学生们的口号与市民的呼应此起彼伏。沿途,有许多个体经营者送水果,干粮给学生们充饥。

     就这样喊着,走着,不知不觉就上了长安街,到了天安门。这时,人流已经发展到十万人以上。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前后都看不到头。虽然人们渐渐散去,但队伍一直保持着队型沿着北京的二环路继续前进,我一直走到复兴门,终于走不动了,就坐公共汽车回到学校。但北大的打校旗的同学在午夜时分才走回来,从出校门时算起,足足走了十六个钟头,四十多公里。等候在校门的同学们,把他们高举在肩头,一路跑到三角地,欢呼着这次游行的大胜利。

   (三)花絮

     “四·二七”之后,官方的语调渐趋平缓,到五月四日赵紫阳在亚洲银行会议上的讲话时,基本已经淡化处理。学生方面则一方面以大字报的形势继续与官方辩论,一方面加紧自身的组织建设,希望通过自发的选举,产生自已的学生会,以取代学校的学生会,领导运动向纵深发展。

     当时有些小的插曲。一个是在北大的二十八楼有人贴了如下一幅对联。一是

       开西风杠 杠出白板 众叹杠未开花    挺红中碰 碰了四条 庄云胡是诈和

       横批:和也白和

     当时,各高校都明令禁止打麻将。但屡禁不止,国粹的魅力的确非同凡响。这一个对联就是麻坛高手的杰作。其中的要点是“西风”扣西方的思潮,“四条”扣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上联感慨胡耀邦倡导改革,出师未捷身先死,下联揭示胡下台的真正原因乃是思想过于解放。称的上是一绝对。

     另一件事就是学生会的选举。当时大多数学生对于所谓的民主都只有一种简单的抽象概念,对于民主的运行过程没有任何了解,对于民主的操作过程的繁复也缺乏认识。在北大,其高潮是五月四日那一天在五四广场举行的校学生会的直接选举。那一天,在广场上聚集了数千人。大会的主席台是广场的火炬台。在上面站着数位在这一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学生。大会开始以后,封从德率先讲话。他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作为开头。“我有一个梦”。不料,还没有说两句,就有人抢过话筒,大声说道,“他是校学生会派来的奸细!”。于是,在主席台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广场上一片嘘声。一次重要的民主实践活动,就这样不欢而散。也给学生运动的未来,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民族救亡运动的一大丰碑。在五四运动中,学生喊出了“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口号。但事隔七十年,在高等学府里居然发生这样的事,实在是一大悲哀。来美以后,从新闻中见到在台湾的议会中,衣冠楚楚的议员们在大庭广众大打出手,令人啼笑皆非。也算是同文同种,异曲同工。近两年,在大陆的许多乡村,都举行了基层的民主选举,民主的权利与经济的利益联系了起来,这样的发展也许是更加自然,更加稳固吧!莫非在民主的发展也要来一个“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问题只好留给时间来回答了。

   (四)绝食

     随后的几天,一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大家以为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也会就此悄悄地结束了。不料,在五月十三日,传言组成了绝食团,要到天安门去绝食。绝食出发前的场面非常感人,可惜当时不在场。我是晚上听信以后跑到天安门的。当时见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人,也看不到绝食的同学在哪里。但是广场上的气氛还是挺热烈的,大家鼓噪着,唱着《国际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大家心里都觉得,这回一定可以收到成效,因此也都非常乐观。许多同学都被绝食团的同学一无反顾的爱国情操所感动,自动地留下来陪伴他们。我当时在广场呆了好几个晚上。曾参加纠察队帮着维持秩序。亲眼目睹了许许多多的事件。

     一是在绝食的后期,中央戏剧学院的几位同学为了对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在广场宣布绝水。暮春的北京骄阳似火,那几位同学躺在地下,真是奄奄一息。我当时站在他们身旁,心思烦燥,一方面被他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值得。但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一位四十多岁的旁观者,悄悄地对我们讲,绝食只要不绝水,挺个十天八天的还有可能,但绝水二三天后就会肾衰竭,导致死亡。如果死了人,这事就不好收场了。后来,我们与他攀谈了几句,发现他对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了解很多,想必是国家哪个部的干部了。后来,一直不知道这几位绝水的同学的下落如何。

     二是北京市政府曾派救护车要把绝食的同学全部转移到医院。因为当时夜里时不常下阵雨,广场的卫生条件非常不好。不过绝食指挥部觉得这是一个阴谋,因此组织人员将北京市派来的救护人车全部挡了回去。别说当时大家身心俱疲,根本分不清这倒底是不是阴谋,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不太清楚。只记得大家当时推推搡搡,你争我夺。许多绝食的同学倒是态度坚决地表示不愿意走,死也死在广场。但是谁又真的愿意死呢?

     三是我见到柴铃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上召开记者招待会时,话未说完,就当场晕倒。我之所以想提这件事是因为在记录片《天安门》播出以后,大家在网上把她骂得狗血喷头。我对柴铃也不了解,也无意帮她推卸历史的责任。但我想,她只不过是由于宣读了绝食宣言,而被推上这样一个风口浪尖。她和大多数的同学一样,只是凭了一腔热血,而且她也付出了许许多多的牺牲。况且当时又有几个头脑清醒的人呢?至于后来她所谓的要流血,但她自己不能死在广场谈话。固然让友邦及大家感到震惊及失望,但如果考虑到我们那时所受的多年革命教育,也不是不能理解的,要奋斗总是要有牺牲,但革命的领导人总是不能轻易牺牲的,因为他们付有领导革命的重任。这在任何朝代的起义,革命中,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历来都是不便明说的“真言”,柴铃不明世事,将此说出口,结果招致众怒。细想一下,我们固然对谭嗣同引刀就戮的行为深为钦佩,但我们能因此指责康有为等人亡命海外吗?谭嗣同的死又真的唤起了民众吗?

     对此,我们只能希望以后可以少一些流血的斗争,嗜血的革命,少一些对以血来唤起民众,以及用血来纯洁世界的幻想。因为暴力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血固然触目惊心,但也很容易被时间洗刷的一干二净。人民需要的不是牺牲,而是幸福的生活,现实的利益。

     再有就是当时的财政管理工作非常混乱。我曾见到许多四处募捐的同学回来交款。我记得特别清楚,给的回执都是一联的,以后根本无据可查。当时有人提意见,似乎也没有被采纳。当时北大校内学生组织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大家没有经验,也没有耐心去把事情做的完善。

     到十八,十九日时,情况已经由大陆中央电视台全部报导,也无需多说。但那一辆辆来来往往的救护车以及刺耳的鸣叫声,已经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五)戒严

     在双方各不让步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于二十日颁布戒严令。在颁布之前,赵紫阳曾到广场看望学生,并希望同学们保重。记得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在戒严令颁布时,我们大都和衣躺在地下。一时间,广场上的广播喇叭全部响起,严厉的声音在空旷的广场上回荡着“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戒严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戒严令??”大家面面相觑,相对无言。不知当时别人什么感受,反正我只觉得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时,有人在纪念碑上用高音喇叭向大家建议大家全部撤到外国使馆区,以求庇护,大家都觉得他在胡说八道。后来,又听有人说“我是王丹!我是王丹!大家不要惊慌”。王丹建议大家采用非暴力,不抵抗态度,显然他的建议要有效的多。大家定下神来,静静地等着军队的到来。后来又有人提出,根据具体情况,继续绝食已经没有意义。于是,长达一周的绝食活动终于宣告结束。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晚,谁也不知道以后面临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我脑子中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但就是不能集中注意力。等啊,等啊,渐渐地,东方见晓,也还是没有见到军队的影子。终于有人传信来说,军队已经让市民给拦在了郊外!大家终于又兴奋起来。

     天明以后,我赶到京郊六里桥,见到数辆军车被老百姓团团围住,就象是人海里的几页小舟。顺着路接着往前走,又见到大批的军车,有重炮及轻型装甲,显然是野战部队。学生及市民围着军人们,介绍着当时的情况。有的军人自称是出来拉练的,数天没有看过报纸,听过广播,对首都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有的军人则一言不发。偶而也能见到一些零星的冲突。但军队并没有动枪。

     在戒严的前几天,校园里的气氛还是非常紧张的。时不常就有人高喊,哪哪儿军队进来了。于是一大帮学生,就骑着自行车冲出了校园。其实,阻挡军队进城的成功,主要是仰仗北京市民之力。那时,我们曾与一些工人讨论罢工的可能,他们大都表示有具体的困难。毕竟他们要养家糊口,与学生不一样。不过在戒严以后,北京市满地都是路障,公共交通已事实上断绝。

     后来才知道,当时是从除北京军区之外的其它七大军区都掉集了部队,进京“勤王”。而北京军区似乎态度嗳昧,因此,此举也暗含压制北京军区的意味。

     如此几天,大家都已精疲力竭,谁也不知道这事该怎么收场。北京的学生渐渐返回校园,但仍有许多外地的学生赶赴北京,以示声愿。因此广场上还是有许多同学。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事最后总是要有一个结果,但以什么形式什么结果收场,心里都没有底。

   (六)前奏

     到了五月底的时候,各个高校已相继提前放假,广场上的同学仍然在坚持着。记得女神像就是在那时候立起来的。刘晓波,侯德健等人也于这时宣布绝食。官方一直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只是不断地利用新闻来向全国人民传达一些经过歪曲的事实。时间在一天天的流逝,学生与政府间可选择的妥协方案也越来越少。

     到六月二日夜里,终于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一辆载有军用牌照的吉普车在西长安街上超速翻车,并撞死了路旁骑自行车的行人。二是一辆载有枪枝的公共汽车被学生截获。我曾到现场观看,没有什么好枪,到是有一些刑具,手铐之类的东西。只见有人把枪及刑具架在车顶上,向四周展览着,还不断说,这就是他们准备镇压人民的证据。

     翻了的那辆吉普就更加蹊跷。刹车留下的痕迹有十多米长,在撞人之前,还撞坏了隔离礅。要知道这隔离礅可是非常结实的东西,当时的车速有多快,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本来已经平静下来的校园一下子又动荡起来,有人吵吵着要组织抬棺大游行。更多的人则又跑到广场附近示威。终于在下午时在广场边的六部口与军警发生的冲突。市民及学生向军警投掷石块,他们则还以催泪弹,双方都有人受伤。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发生的事极有可能是政府设下的圈套。因为从一开始,学生们就一直非常克制,很少有暴力冲突的事件发生。政府没有开枪的借口。但这两件事发生以后,人们的情绪极难控制,终于给政府以口实。后来,我还特别注意对翻车司机的处理,但一直没有报道。

     晚上新闻时段,播放了国防部长秦基传接见北京军区的片段,预示着解放军已经统一了思想。接着是戒严指挥部告北京人民书。从字里行间,已可以觉出当晚会有重大行动。

   (七)“平暴”

     记得当时我是八点多才从北大往天安门走,跑到西四时,还见到几辆军车被市民及学生劝阻退回,心想不会有什么大事。到广场上时,只见遍地的帐蓬及弃物。几天不来,人已经少了许多,同学们大都集中在纪念碑旁。于是就骑了车在街上走。在广场不远的地方见到一队士兵,头戴钢盔,手握上了刺刀的枪。走上去与他们攀谈,但大多数人都不开口。

     到十点多的时候,突然有人说在木樨地打了起来。木樨地在西长安街上。当时也不害怕,就沿着长安街骑了过去。走到复兴门立交桥上时,远远地望去,可以看见西方木樨地方向烈火腾空,时不时传来几声枪响,象鞭炮一样,只不过更脆一些。见了这些,心里已经觉得可能是动真的了。一些人组织起来,推过路旁的公共汽车,作为路障。不一会,一阵枪响,车的玻璃就全碎了。车体也着起火来。接着,数辆坦克驰来,轻而易举地就将这些“路障”撞开。军车也随后开到。有几辆还停下来,几个士兵跳下车来,向路边的人群及附近的高楼扫射。许多人中弹倒下。子弹打到立交桥头上,火星四溅。这一批军车过去之后,大家赶忙抢救伤员。在桥下面我抬过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太阳穴中弹,头上还戴着红布条,只是已被鲜血染成暗红。我们发现他时,他倒在草地的栏杆旁,地上一滩血,想必是在跑动中被打中的,我想他可能已经过去了。我已记不得当时的感觉了,那时节头脑可能已经麻木了。

     一阵阵地不断有军车缓缓开过,大家在道路两旁叫骂着“打倒法西斯!”也有人投掷石块。军人们偶而地朝着人群方向乱开几枪,人们就向潮水一样向后退去。过了一会就又集聚起来,高喊口号。当时极为恶劣的是,在有人受伤倒下后,有一些过路的汽车前往救护伤员,军人们却开枪阻止他们抢救。许多的伤员都是市民用三轮板车拉到医院的。

     我到复兴医院去现场看过,只见走廊的地上厚厚地积着一层血。踏上去粘糊糊的。用来运送病人的医用推车上也淤着一洼洼血。医务人员紧张地忙碌着。在医院外边的停车处堆着近二十具尸体,看样子学生市民都有,以青壮年居多。之所以停在外边是因为里面的太平间已经停满了。我想在当时,仅此一家医院,死者应在五十人以上。在这个医院的旁边,有几栋高楼,是北京的高干居住的地方,连他们也一样不能幸免于难。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穿着讲究的睡袍,坐在轮椅上,哭天喊地地骂着,想必是在自己家中被打中大腿的。

     到黎明时分,仍然有军车开过,情况各式各样。但仍有些军车向人群投冒着淡绿浓烟的氯气弹,赶得人们四散奔逃。不过也有的军车停下来,听人们诉苦,漫骂,有一个营级的军官甚至跳下车来,向四周的民众敬礼,说一定要为大家报仇。更有奇怪的事,就是许多军人在受到拦截后,自己下车不说,还教大家怎么点装甲车。方法是用一块破布,将一头浸着汽油,一头塞在油箱中。只要一点火,几分钟之后,车就整个烧起来,甚至会爆炸。一些记录片中,有西长安街上长长的军车残骸的镜头,其实大部分都是军人自己点的。不过这时已用来作为“反革命暴乱”的罪证了。

     随后的几天,北京处于恐怖之中。中央电视台在全国通缉学运领袖。在北京街头也不断有行人被无端射杀。中科院的一个研究生就是死于六月五日。那几天,在北京的各个主要的立交桥上,分别有七八辆坦克,装甲车。士兵们枪口朝天,枪机大开,一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恣势。

     在这恐怖之中,许多的学运领袖及知识界人士被捕入狱,一些流亡海外。在全国各个主要的城市中,都有许多人被逮捕甚至处决。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也以“分裂党”的罪名被开出领导核心。大陆的经济改革一度陷于停顿。民主化的进程也被大大地延滞。

   (八)结语

     “六·四”的悲剧主要是由于当局的处置不当所致。学生方面也没有明确的具体纲领来与官方进行谈判,以致于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官方对“六·四”的评价已经从暴乱到动乱到风波,平反也就是早晚的事了。但死去的人却永远也不会再活过来了,平反与否对他们来讲已经失去了意义。

     愿我们在今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上,多流汗,少流血,多做一些具体扎实的工作,不要追求毕其功于一役。这也许是我们对于死者最好的缅怀。

    寄自美国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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