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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文:我说你们共产党员能打倒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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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8日 来稿)
    我从小热爱共产党,少年拥护共产党,青春献给共产党,中年被逼下了岗,叫生一胎生一胎,叫我下岗就下岗,老年含冤受屈进牢房。叫我怎么拥护共产党。
    
     2013年3月3日两会期间,北京和地方警察到处抓我,在我北京驻地吕村蹲坑跟踪几天没抓到,3月12日早7点我与湖北访民李树南坐458公交车到南站,本来应在陶颜亭南下,结果在车上睡着了坐过站了到了南站。下车我二人被后面上来二人便衣警察揪住,(因我认识丹东市公安局王少杰,已抓我多次)。指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你们为了饭碗我为了什么?由于他们先动手,发生肢体接触我和李树南便正当防卫,从南站北出口打到南站二楼,我被打倒两次李树南衣服被撕烂。

    
    南站警察不作为,电话喊来大批警察全是便衣,大多我认识,丹东元宝公安分局局长邵长江,丹东劳教所管理科长呼大明,任平等二十几人七辆警车和民用车。这时访民数量逐渐增加至二三百人与绑匪发生群殴,几位访民被打伤,湖北李树南,黑龙江肖书君,还有几个轻微伤的。南站派出所调解后,赔偿肖书君俩千元,李树南五百元,此时我与访民在拦截绑匪车辆,北京佑安门派出所出警二十多人加之南站派出所共四十多人将访民驱散。放跑绑匪车辆,我被带到佑安门派出所后要求立案,不予理睬,半小时后送到久经庄自己溜走。一场群殴事件就此草率不了了之。三天后十五日早七点在石景山龙锦园小区附近我和李树南看到六访民被人撕打上前牌照,被抢走相机后与七访民同时被带到八角派出所,血压180,拒作笔录,午后两点群殴凶手局长邵长江带领两辆车十多人,由八角派出所警察喊出,绑匪在门后突然袭击,背铐,放倒,揪头发一气可成。多病缠身加之绑匪凶残成性,绝望中连续喊了五遍打倒共产党,一直喊到大门口。当时被用胶带缠满全身带上头套再捆绑在面包车椅子上,骂了一路,共产党,法西斯,日你娘的小鬼子,第二天早到丹东直接送进劳教所,执行法西斯的最后一次劳教。当年九月十八日我终于实现了长久的愿望,坐废了法西斯的劳教所!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13年3月15日同时被抓到八角派出所的有李树南,杜红和其父母,郭洪伟父母,内蒙的熬淑珍。
    

最后一次劳教是我在北京八角派出所被警察群殴时喊了五遍打倒共产党,并在劳教所里喊打倒共产党,博大队长说姜家文你打倒不了共产党,我说你们共产党员能打倒共产党!
    
    
    附新华网的曾经报道:
    

辽宁访民六进劳教所:所有人已获释 我拒签字
    2013年11月19日05:53 新华网
    
    编者按:
    
    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分十六项60条。11月15日,《决定》全文播发。《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劳教制度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因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广受诟病。
    
    在法律专家和民众多年呼吁声中,这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制度终于得以废止。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事实上,在劳教制度决定废止之前,各地劳教所已悄悄发生变化。劳教所到底是怎样变化、转型的?劳教对象、管教人员该何去何从?劳教取消后,社区矫正制度又发展得如何?在2012年11月21、22日本报推出“劳教存与改”大型系列报道之后,时隔一年,潇湘晨报记者重新采访、梳理,试图为“后劳教时代”的相关工作提供一些思考。
    
    在过去8年中,姜家文有近5年在劳教所度过。
    
    如果不是因为废止劳教制度,姜家文最近一次劳教所生活的截止日是2013年11月7日。事实上,今年9月18日,他就已经被提前“释放”了。
    
    在今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就传出过“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的消息。然而,姜家文仍在3月被送进劳教所。
    
    过去8年中,作为一名上访者,姜家文有6次被送进劳教所关押,5次被决定劳教。这种少有的经历,使他在上访群体中被称为“劳教冠军”。
    
    姜家文的故事,印证了劳教制度的一种异化:作为一种维稳手段,它不断被滥用。
    
    而今,劳教制度在具体操作层面即将寿终正寝。
    
    五次被劳教,六进劳教所
    
    2013年3月15日,姜家文在北京石景山区被警方带回丹东老家,第二天,他被送进丹东劳教所。
    
    劳教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是:2012年10月22日至27日期间,姜家文在丹东市信访分流中心,煽动被分流人员到北京上访闹事,影响正常工作秩序。他被决定劳教一年,劳教期限为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11月7日。
    
    姜家文为何在被劳教期间出现在北京?“我在2012年11月8日被送进劳教所,20天后因为绝食抗议,被释放,但进出劳教所都没有手续,这次,实际上是把两次合并为劳教一年。”他解释自己“5次被劳教,6次被送进劳教所”的来由。
    
    今年1月7日,姜家文在北京郊区的一间小屋里得知,在当天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传出了“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的消息。
    
    因而,当再一次被送进劳教所时,姜家文愤愤不平,“劳教都要废除了,为何还要把我劳教?”况且,他的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
    
    3月17日,姜家文得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有关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
    
    这令姜家文意识到,劳教制度真的将成为历史。姜家文数着日子,虽然他并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被释放,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极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被劳教。
    
    一场打斗带来人生转折
    
    姜家文今年58岁,辽宁丹东市元宝区人。人生轨迹的转弯,源于一次口角。
    
    根据姜家文的讲述,2001年11月3日晚上9时30分,在自家门前左前方十米处,路灯下有人在修农用三轮车,他走过去看了看,几个汽车修理厂的人莫名对他进行谩骂,双方发生口角,进而打斗。有一个人夺下姜手中的砖头,拍向他的脸部,致其颧弓骨骨折、塌陷、移位,上颌窦、外侧壁骨折、左眼充血、左面部皮肤挫伤。
    
    姜家文在丹东市公安医院住院55天,伤情造成他左面部偏瘫,时常头痛,咀嚼受限。
    
    因对公安机关处理不服,姜家文开始上访。后来,警方抓捕了两名于姓凶手,2005年8月,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
    
    姜家文认为,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他一直控告的是,修理厂的老板张某拿砖头砸了他,“这好比,张三用砖头砸的我,结果抓的判的是李四和王五。”
    
    2005年8月,全国公安机关展开“大接访”,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姜家文也去了辽宁省公安厅,但仍没能令他满意,“公安机关此后维持了原复核意见:一、追究老板张某刑事责任证据不足;二、九道派出所没有执法过错,此案应予终结。”
    
    姜家文没能向记者提供当年那起伤害案的案卷材料,是非已难以分析查证。可以确认的是,他因为不满处理结果,开始进京上访,命运与劳教牵连在了一起。
    
    彼时,劳教制度已开始受到各界批评。当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意图取代劳教制度的《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
    
    最后一份劳教决定书列举了姜家文的5次劳教经历:2005年、2007年、2008年、2011年、2012年分别被劳动教养一年。
    
    “上访、维稳、劳教”循环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劳教制度,最初的设计中是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数十年演变,劳教范围急剧扩大,北大法学教授姜明安称之为“+X”。他说,“劳教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实际上,劳动教养已被异化为维稳的工具。”曾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迟夙生律师在抨击劳教制度时称,一些地方官员已经把劳教制度当作对待上访户的“神兵利器”,以此作为掩盖社会矛盾、堵塞老百姓呼声的高效方式高频率使用,遇到长期上访户,让设在公安局的劳动教养委员会盖上章,马上就送进了劳教所。
    
    2008年3月刚从劳教所释放,姜家文再次赴京。当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马克宁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违反《宪法》、《立法法》规定,也违反《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废除。
    
    不过,姜家文面临的是又一次被劳教。2008年奥运前夕,当他被警察带到北京一家宾馆的一楼大厅时,姜家文拿出刀片往自己的手腕割了一刀。押回丹东后,他被认定扰乱了宾馆的正常秩序,予以劳教。
    
    “从那以后,我几乎不再上访,我没有了家,只有呆在北京。”姜家文说,每一次劳教因上访而来,他是令当地政府头疼的维稳对象。
    
    劳教所、北京、劳教所,多年来,这似乎是姜家文的两点一线。他近乎偏执地蜗居在北京,寻求自己认为的公正。
    
    姜家文的租住地在远离繁华都市的北京远郊,那是一条地铁线的终点站,下车后还要坐上一趟公交线,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间,租金为200元/月,加上各项花费,一个月开支接近1500元,对于姜家文这样的下岗工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稳定。他先后搬过十几次家,“每次都是房东在警察的压力下,提高租金,我们付不起,只好另搬他处,离城市越来越远”。
    
    经历数次劳教,姜家文说自己已不再像4年前,辗转于各相关部委,寻求自己所要的公道。他只是习惯呆在北京,2003年离婚之后,孤身一人,家已不在。家人的支持有限,孩子32岁结婚办酒,他身在劳教所而不能到场。
    
    劳教所变化:生产时间缩短
    
    作为一名老上访户,关注高层动向及政策方向,成为姜家文的一种习惯。在劳教所,姜家文可以看电视,也能看到报纸。对外界特别是政策动向的关注,让他对劳教所的细微变化特别敏感。
    
    频频被送进劳教所,他几乎认识每一个工作人员。“有人很同情我,但我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和我接触过多而丢了饭碗。”姜家文说,他在外面,也从来不跟劳教所里的警官打电话,“我不想连累别人”。
    
    在劳教所,劳动成为最主要的“改造”方式。姜家文仍然记得,劳教所墙壁的两条标语:思想改造矫治的沃土,感化挽救教育的港湾。实际上,他于2005年第一次被劳教时,是被带着出去挖地沟、打地基。直到2008年,他开始做室内的手工,“做手表、做花什么的,揽到什么活就是什么活。”
    
    今年,在宣布年内停用劳教之后,他所在的劳教所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生产时间缩短了,“没有活就开展学习,法律常识、弟子规等等,当然,还是以劳动为主。”
    
    “听说成立了法制学习班,还建了一幢新楼,劳教所要对年轻的警官进行培训,往法制学习班调。”姜家文认为,劳教所里的管教方式比以前好多了,今年没有出现完不成任务对劳教学员关小号、殴打的现象。
    
    在被提前释放时,姜家文得知,劳教所要改成戒毒场所,“以前,所里的劳教学员和强戒人员混在一起,后来,两类人员隔离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废止劳教制度属于明确提出的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要部分。在专家看来,把过去没有经过法律程序、没有经过审判就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制度取消,本身就是对人权保障的一个莫大的贡献。
    
    姜家文曾经写过几篇批判劳教的文章,在网络上发表,恶法、人权等这样的词汇在文章中频繁使用,影响不小。
    
    劳教所里的警官有的看了很生气,责骂他,“你怎么能这么写?”但也有些警官对他的文章表示认同。
    
    2013年,最后的劳教所时光
    
    “劳教所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新来的先送到特管大队严管,封闭式管理三个月,再分到其他大队。”姜家文说,他是一个例外,因为不服管教,又是劳教所的“常客”,他一直呆在特管队里。
    
    今年,姜家文感觉到了异样,他发现,自他之后,特管队里再没有新被劳教的人员进来,“这意味着劳教委并没有新决定的劳教案件。”这也与全国各地透出的信息相符合,多地公安机关表示,今年已经不再审批新的劳教案例,劳教事实上已经停用。
    
    姜家文所在的劳教所中等规模。这些年来,他粗略估算,多的时候有几百人。今年3月,劳教所约有劳教学员90余人。6月末,劳教所开始放人,很多都是没有到期的。6月初,从大连的劳教所转来16人,其中特管队分进6人,不到一个月,这6人都被提前释放。三个月内,一些学员陆陆续续被释放。
    
    9月18日,中秋节的前一天。姜家文所在的丹东劳教所给学员们发月饼,劳教所的警官买来水果、鸡、鱼和饮料。整个劳教所仅剩下6个劳教学员,“四大队只剩下4个劳教人员,并到了特管队,当时,特管队只剩下我一人,另外二大队还有一人。”
    
    但是,对于劳教所的犒劳,学员们并不买账,他们把月饼扔在了地上。姜家文说,自己不吃,是为了抗议劳教制度。
    
    一切来得很突然,又在情理之中。18日下午2点,大队长通知姜家文及其他劳教学员,收拾行李,然后去管理科办手续,他们将全部被释放。姜家文没有在手续上签字,在他的意识里,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被劳教。
    
    一些生活用品,比如被子、羊毛衫,姜家文全都没要,只是带了几件当季的衣服,走出了劳教所。身后,是那4米高的铁门。
    
    劳教制度简史
    
    1955年“劳动教养”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文革”期间劳教暂停。
    
    1979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教养期限为一年至三年。
    
    1980年国务院发布通知,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确立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制度,延续至今。
    
    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增加三种可以适用劳动教养的情况。
    
    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
    
    2000年《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对劳教制度提请审查的呼声再次响起。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计划审议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但草案未提交审议。
    
    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计划审议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门印发通知,在四个城市进行劳教改革试点,试点期限为一年。
    
    2012年1月1日《行政强制法》正式生效。该法第十条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
    
    2013年1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劳教存废之争
    
    2004年1月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由朱征夫发起要求废除劳教的提案,要求广东先行一步废除劳教制度。
    
    2005年9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律师可以代理劳动教养案件,并将最高期限缩短为两年。
    
    2007年底经济学家茅于轼、维权律师李方平和学者胡星斗等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教制度,提请全国人大对劳教制度启动违宪审查。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教制度。
    
    2012年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姜伟称,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劳教的具体改革方案。
    
    本报记者周喜丰 北京、辽宁报道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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