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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曾密会朱德:咱们把这所谓的主席绑了吧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28日 转载)
    
    来源:中华网
     提要: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分裂红军,遭到包括朱德、刘伯承等原红一方面军将领的反对,于是张国焘对反对他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撤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还抓了一大批原红一方面军中的中高级将领进行审查、批判,因此这些将领秘密商议要带队脱离张国焘的领导,北上寻找党中央毛泽东,但这件事被朱德制止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更惊人的内幕。今天我们采访老红军----当年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员王泉云时,他道出了历史上未曾揭开的绑架张国焘未遂之谜。 (博讯 boxun.com)

    
    提起绑架张国焘之事,话还得从一四方面军会师说起。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北部雪山深处的懋功地区会师,然后准备过草地北上,8月,两个方面军的红军又混编组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分路准备粮草北进。
    
    我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的警卫战士,两个方面军混编后,我仍在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总部。当时,原红一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领导也随红军总司令部编入左路军,与张国焘等人一同指挥左路军行动,因此我就有机会接触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当时没有结婚,朱德身边有康克清照顾。我被安排为刘伯承的特别警卫人员,照顾其衣食起居安全等。
    
    张国焘分裂中央害忠良,两将领沉着应对寻良策
    
    1935年10月初的一天,总部通知刘伯承去开会,我送刘伯承来到一个大寺庙去开这个会,这是阿坝一个叫卓木碉的寺庙。还未来到会场,就见寺庙四周全副武装的岗哨神情严肃地站了好几层,各条道路口都站了不少岗哨。我预感到可能有啥子重要事情发生,于是我问:"总参谋长,今天这样子,有啥重要事情哟?"刘伯承只顾骑马前行,没有立即回答,走了几分钟后,他才说:"或许是吧!"我预感情况有些不妙。
    
    来到寺庙前,刘伯承下马后径直朝寺庙大步地走了进去,两旁的岗哨相继向总参谋长敬礼。在会场外的我牵住了总参谋长的马走到旁边的大树下,同我骑的马拴好。根据规定,首长开重要会议,警卫人员都不能进入会场内,我只好在外面拴马处等着。寺庙周围有好些马和陪送的警卫战士。在外等候的时候,又见有不少首长来了,如朱德总司令,董振堂军长,徐向前总指挥等等。总之,个个都神情严肃,匆匆忙忙。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就听得会场内闹喳喳的,有争吵的,有起哄的,有笑的声音,总之乱哄哄的。我在外面是听不清楚的,外面的岗哨听得里面的吵闹,也都把钢枪握得紧紧的,神情更加严肃。又过了一会儿,好像听到里面有喊口号的声音,仿佛是:反对啥子北上逃跑……打倒×××××,拥护啥子主席,打倒××吃大米……听到这些,我也紧张起来,同时,本能地将右手握住挎在身上的盒子枪手柄,以防意外发生的事情。一会儿又听到寺庙内鼓掌的声音,我担心会拉几个人出来杀头示众,因为过去在遇到这类事情时,张国焘主席一般都会拉几个人出去杀头的。所以,我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密切地注视着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真有些担心发生什么不测。
    
    这样的会开了两天,每天都是这样,天天都吵吵闹闹,很不和谐。
    
    在开会的日子里,我们是不能同首长接触的,被安排在与首长们隔离的地方。会议开到最后一天结束时,各位首长都准备赶回各自的驻地。我见刘总参谋长走出会场,急忙起身,将马牵了过去。刘总参谋长依然一脸严肃,不说一句话,他骑上马就往驻地赶去,走得比来时快得多。见到这场景,我猜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是不愉快的事。出于对刘总参谋长的关心,我很想问一问,但考虑到四周都有不少红军将领、警卫员、岗哨,我觉得这时候问很不方便,所以就没有问了,也同样骑上马,护卫首长而去。在途中,红军将领们各走各的道,与会人员分散开去之后,我见四周无人,便问:"总参谋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刘伯承一路疾驰,一言不发。
    
    果然不出我所料,没过几天,刘总参谋长被张国焘撤去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刘总参谋长此时失去了军权,他虽是校长,但实际上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员。张国焘调刘伯承到红军大学的理由是急需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刘伯承在苏联读过高级军事学院,又在中央苏区创办过红军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人才。
    
    刘伯承失去军权后,心里真是憋了一肚子气,他常自言自语地说:不就是不赞成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反对他成立第二中央,反对他批判毛周张博北上路线嘛。每当在这个时候,我总是劝刘伯承首长少生气,别伤了身体。后来,听说为此事朱总司令还据理力争过呢,张国焘就让总司令也靠边站,让他当个空头司令,不让看文件,不让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不让做事情。张国焘还派人去下面制造事端然后让总司令来解决,给总司令以难堪。从内心来说,朱总司令心里也是很生气的。
    
    我对张国焘同样生气,不仅是因为他迫害刘伯承朱总司令等人,早在川陕苏区时就对张国焘不满了。那时,谁要是说"到中午了,咋还没开饭呢?"要不了两天,就会被张国焘控制下的保卫局抓去秘密杀害。我的几个好战友在行军途中,因为饿了在路边买几个饽吃,就被说成是"吃喝委员会"惨遭杀害。那次幸好我没去,否则我早就没命了。这些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从内心产生了对张国焘的反感情绪。但这种反感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言行上表现出来的。
    
    众将领出谋北上寻找毛泽东,总司令竭力制止绑架张国焘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原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受到的打击就更大了。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所谓的洗脑壳,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张国焘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揭发红一方面军干部的"罪行"。弄得人心惶惶,红一方面军中的将士大有受到俘虏般对待的感觉。
    
    特别是1935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天全宝兴百丈关地区同十倍之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时张国焘提出:攻下百丈关,消灭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打到成都过大年。当时,刘伯承就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百丈关地形特点,认为红军不宜在平原地带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决战。他向张国焘提出过反对意见,张国焘很生气,大骂刘伯承:"动摇军心者斩!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否则我毙了你!"刘伯承只好保留意见,保持沉默。事实正如刘伯承所预料,百丈关之战必定失败。结果不但未实现在成都过大年的计划,反而损失了大约一半的红军将士。张国焘见百丈关一战,损兵折将这么多人,不得不改变计划向西撤退,部队不得不进入道孚、炉霍、甘孜等深山密林和草地之中。百丈关失利后,张国焘再没有开战前那么神气了,整天闷在屋里抽烟,他的脾气更为暴躁,骂人时的口气更恶劣。好像这失败是五、九军团造成的,是朱德、刘伯承造成的,总是对红一方面军中的将士看不顺眼,大开杀戒之意有之。
    
    俗话说,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将领经常或亲自或派人来找朱总司令、刘伯承校长述说苦衷,交换意见。我记得李伯钊、董振堂、陈伯均等人都来找过刘伯承述说心中的不满与怨愤,纷纷要求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拿主意,脱离左路军,北上寻找党中央毛主席。
    
    刘伯承受了打击,心中委屈是不用说的,他得知这么多人愿意北上找毛主席,自然十分赞同。
    
    再后来,刘伯承让我分别去通知五、九军团干部到红大学习军事,秘密地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劝他们不要盲目行动,不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毛主席,更不能绑架张国焘。劝他们千万要冷静,顺其自然等待时机北上。朱总司令还利用各种机会去五、九军团安慰将士,劝其取消单独北上行动,取消正在准备中的绑架张国焘计划的实施。
    
    正是由于朱总司令从大局出发,才避免了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发生,张国焘也因此避免了一次被绑架捉拿或者是被处决的危险。然而终止绑架张国焘的行为,更是为了红军的团结与最后斗倒张国焘策略的胜利。
    
    朱总司令深知刘伯承刚直不阿、坚持正义,担心他的安全。因此,一再叮嘱我要千方百计保护好首长的安全。他还特别安排了几名卫兵(一方面军的战士),暗中保护刘伯承的安全。并说,如果有情况立即向他汇报。
    
    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将领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张浩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他支持毛泽东的北上路线,张国焘自知理亏,不得不撤销他的"第二中央",被迫同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北上途中,张国焘的情绪极不稳定,朱德担心他对与他矛盾很深的刘伯承下毒手,有意将刘伯承安排到红二方面军中由贺龙保护起来,最后安全顺利地到了陕北。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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